哈特法律实证主义中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以哈特与富勒之争的视角

哈特法律实证主义是建立在法律与道德分离之上以承认规则为核心的法律规则。本文从哈特与富勒之争的视角出发，总结法律与道德分离的意义及局限。以期得出哈特实证主义法律观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解读德沃金自由主义权利观

权利观是德沃金法哲学的核心内容。通过批判以哈特为靶子的实证主义法学,他提出了他的权利论法学,德沃金认为人们不但享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而且有先于法律规定的权利之外的权利,这种权利既是政治权利,亦是一种强硬意义上的个人有反抗政府和国家的道德上的权利。德沃金不像自然权利理论者那样预设权利的形而上的任何特征,认为权利观的基础是人的尊严和政治上的平等。     

哈特规则说与德沃金的批判

德沃金与哈特论战是由法学教授德沃金60年代中期对支配英美法理学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发起全面攻击引起的。本文以法律规则说为核心,分析并说明德沃金与哈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观点。     

试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中国当前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无不具有借鉴意义,其主张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保持纯粹性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法学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它在实践中可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其关注法律内部规则体系之间逻辑一致性的理论对于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其对法律语言的精确分析,可以促进我们注意使用法律语言时的准确性,尽量避免语言使用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哈特理论对我国法治改革的指导

经济改革需伴随法律的改革,良好的制度是经济有效发展的前提。我们需要在法理学上作更广更深的理解才能适应制度改革的需要。本文介绍哈特的理论,在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上作比较理解,,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方面以新的视角来分析法律与道德如何在新时期内避免道德逻辑与法律逻辑的混淆,有效指导我国法治建设。     

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之溯源

一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1923）提出的,他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中间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界定经过了持续的发展,直到1953年,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博文（Howard R．Bowen）发表了《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提出了“商人应该为社会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从而开启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现代研究。     

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紧密联系一直是学者们永无止境的探讨话题。这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然而又存在着必然的区别,在它们的应用领域中,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从亘古至今,法律与道德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各个时代,虽然各有不同,但二者的本质依然从中体现,没有一个时代能够逃离其二者的制约。法律与道德以一种逐渐完善的发展形势从历史演变至今,逐步形成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     

浅谈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与法律体系

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与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巩固联系密切,其宗教信仰构建了公民的道德框架,而道德框架在约束公民行为的同时,也提高了公民守法意识,有助于法律的实施执行。研究西方法律体系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可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本质联系谈财富与道德的关系

本文以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两部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为基础,分析其内在本质的联系,论述了市场经济的进步与人类社会道德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协调的关系.同时引申到商业社会中,企业所创造财富的根本动力与企业诚信道德的关系,由此引发思考,为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商业道德问题不断出现的我国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和分析.     

“资源诅咒”论：一个伪命题

文章对“资源诅咒”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资源总量没有必然的联系,决定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交换。     

对中国“法律信仰论”的思考

部分学者引用伯尔曼关于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论断,转向信仰领域解决法律的意义问题,虽然使法律权威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冷静思索近些年中国“法律信仰论”的指涉,可以发现其对“法律信仰”概念上理解的偏差及局限：对传统和历史的割裂、单一的建构路径及重新流入法律工具主义的潜流的倾向。     

主动寻找机遇

薪酬冲突：如果企业盈利，职业经理人（知本）与投资者（资本）应该以怎样的比例进行分享？一个观点是主张用“市场”来解决问题的，但“市场搏弈”不仅没有让投资者与经理人之间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反而双方的算计之心而盛，防范手段与反防范手段。     

基于限制理论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引言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由各级审计部门对负有经济责任的领导干部任职期间个人履行领导、管理经济活动职责,遵守财经纪律和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监督、评价的行为。区别于其它审计“就事论（评价）事”原则,经济责任审计是“就事论（评价）人”,即审计‘结果“人格化”。     

论“老庄文化”对构建现代法律文化的向导意义

在我国古代老庄文化下“水”有着十分高的地位与不同寻常的意义，且在古代汉语象形文字构词上，“水”和现代法律中的“法”字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通过追寻水与法的两者的联系与意义，借助古代贤人对“水”所赋予的意义来引申出其对现代法律文化构建的向导意义。     

道德—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天平

每年的“3·15”都会让人慷慨悲歌。那一幕幕血淋淋的场景,一张张消费者如诉如泣的面孔,一件件让人终生难忘的事件,一个个践踏道德、法律的商人,不由得使人将“3·15”与悲伤联系起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与我们的传统观念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各种物质利益与社会道德的     

法律对道德的温和倡导

法律该如何对道德问题施加影响？面对一些社会道德出现滑坡的现象,公众普遍希望法律对提升道德水平能有所作为。对道德建设,法律的确应该“有所为”,但更应该“善于为”。法律干预道德问题,要保持谦抑性,宜粗不宜细,多一些倡导,少一些强制。对于道德问题,法律不应漠视,但也不应横加干涉,特别要慎用“强制”。     

如何认识代币券(卡)

今年春节前后，针对代币券（卡）泛滥的情况，国务院纠风办和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出“封杀令”，限期解决代币券（卡）问题。记得１９９３年，国家就曾下发过禁止印制、使用代币券的规定，本当令行禁止，但这东西生命力特强，禁而不绝，杀而不死，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次“封杀令”已过，代币券（卡）能否由此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实不可知。 代币券（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与现实经济生活是个什么关系？这些是“封杀令”过后，人们依旧深深思索的问题。为了认识和最终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本刊编发了一组文章，看看各界人士是怎么评价代币券（卡）的，也许对我们会有所启迪。     

摒弃“膨胀论”坚持“平衡论”

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近几年,在我国比较流行的“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最佳通货膨胀率论”、“短缺难免论”、“紧运行论”等,其共同点是主张逆差和膨胀,否定平衡,可以概括称之为“膨胀论”。“膨胀论”体现在财政上,是主张财政赤字有益无害,有的进而明确提出3%是“最佳通货膨胀率”;体现在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上,主张通货膨胀能扩大积累、发展生产、增加建设;体现在物价上,主张物价上涨势不可免,而稳定物价是一种陈腐观念;体现在商品和物资的供求上,主张短缺和供不应求是难免的,供应紧张是正常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上,只能紧张地运行,不可能有比较宽松的环境,等等。同“膨胀论”持不同观点的同志认为,财政收支应当保持平衡,而不能搞赤字财政;货币发行应当以生产的增长速     

应实行“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与黄明,商立平同志商榷

商立平同志在《财政收支失衡的深层原因及对策》中提出,我国财政收支失衡的深层原因在于坚持了“量入为出”的原则,主张用“量出为入”原则取而代之。对此,黄明同志提出了商榷意见,明确提出:“还是应该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②我认为,“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各有其利弊,但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根本排斥,而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结合起来。一、“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比较分析     

日本东亚经济合作政策新变化及前景展望

一、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新变化 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新变化集中表现在与一些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同时，重推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为核心的‘行动计划”。战后，日本是奉行‘贸易立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国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曾提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设想”，但对双边或多边FFA不大‘感冒”。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日本开始认识到东亚区域加强经贸合作的必要性，从而对亚洲经济政策开始从过去只追求世界贸易自由化和单纯依靠WTO的政策向谋求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向转变，开始积极疏通以自由贸易协定（FrA）为主轴的经贸合作渠道，参与和推动东亚经济合作。新世纪以来，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开始向双边与多边并举的方向演变。2001年起，日分别与新加坡、韩国进行缔结FTA相关谈判；2002年与新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协定，同年底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的共同声明》，提出10年内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2003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日与东盟正式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发表《东京宣言》，首次正式提出构筑‘东亚共同体”畅想。2006年以来，日本在对双边多边合作的同时，更多的精力放在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上面。2006年初，小泉在众议院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提出‘‘主导”东亚区域统合‘新理念”，年末日本在首届东亚峰会上积极‘推销”加速构建‘东亚共同体”理念。2006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提出“东亚EPA构想”，主张在2008年起的10年内，建立包括澳新印等16国在内的超越东亚范围的EPA。2006年5月18日，日本内阁会议审议通过经济产业省提出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制定了‘EPA行动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东亚EPA构想”和“东亚OECD构想”。同年8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10＋3部长会议期间，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又正式向与会各国提出了这一建议，并在同年的东盟经济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东亚EPA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