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效率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金融功能视角的经验研究

多数研究表明FDI溢出效应的发挥受到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文章从国内金融体系吸收存款和提供贷款的基本功能出发,采用我国1984～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金融体系效率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动员储蓄效率在短期内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明显,而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以及资本配置效率对FDI溢出效应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金融市场效率与FDI效应关系在中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主要考察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文章针对中国1985-2004年期间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金融市场效率对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作用，FD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依赖于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异质型创新与绿色发展效率

内外双循环战略背景下,如何依托技术创新发挥外资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文章识别了FDI、异质型创新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并通过面板中介模型考量三者关系。研究发现：(1)随着FDI规模扩大,FDI对绿色发展效率显示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关系。(2)FDI可以发挥技术创新外溢效应。其中,FDI对自主创新外溢作用最强,对技术引进的作用最弱。(3)全区来看,在FDI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中,技术引进存在部分遮掩效应,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分区来看,创新高水平区FDI技术外溢可依托自主创新促进绿色发展效率,创新中水平区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可抵消FDI对绿色发展效率的部分抑制作用,而创新低水平区主要通过模仿创新影响绿色发展效率。     

环境规制视角下FDI质量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在长江经济带构筑高水平开放高地战略与绿色转型背景下，如何发挥FDI质量对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助推作用至关重要。文章选取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2010～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74座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基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构建PSTR模型，实证考察FDI质量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平滑转换效应。结果表明：(1)FDI质量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发展效率，其中FDI出口与外资规模作用最为显著；(2)FDI质量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受环境规制调节，随着规制强度提高，FDI质量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弱化；(3)分区域层面，环境规制弱化效应体现在长三角城市群，强化效应体现在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     

在华不同来源地FDI溢出效应比较

国内外诸多研究均表明,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正溢出效应。但不同来源FDI因其投资导向不同,应该具有不同溢出效应。随着港澳台FDI的下降、欧美日等FDI的增加,FDI对中国经济发展溢出效应也有所变动。本文通过计量分析得出其他外国FDI溢出效应明显强于港澳台FDI的结论,并对其成因进行解释,并进而提出中国调整FDI政策性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现有关于FDI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的文献往往忽略经济集聚的作用,文章构建"FDI-经济集聚-绿色经济效率"的逻辑框架,并基于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FDI对绿色经济效率扮演着双重角色,其既通过产业结构产生负面效应,又通过经济集聚与节能减排技术发挥正面效应;(2)FDI总体上有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这得益于经济集聚在削弱FDI产业结构效应的同时,强化其节能减排技术效应;(3)无论是全国还是东部地区,当经济集聚适度时,FDI与经济集聚能形成协同效应,从而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当经济集聚超过临界值,全国与东部地区呈现拥挤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呈现集聚效应,由此致使FDI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流动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的两部门开放经济模型,考察了基于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溢出效应的作用原理,进而研究了该过程中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理论研究表明,FDI能够降低东道国人员自主创业所需的企业家才能门槛值,实现基于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技术外溢;金融发展效率提高能扩大"FDI对企业家才能临界值的边际降低值",通过促进东道国自主创业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基于1985-2009年全国时间序列和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受金融发展程度所限,现阶段我国FDI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外溢拉动国内经济的效应尚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关系实证研究

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不同地区FDI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在对FDI与国内投资效率进行比较中,得出在我国各地区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均不存在所谓的“挤出效应”,不同地区FDI与国内投资的效率也有所差异,东部地区FDI效率远远高于国内投资效率,而西部地区FDI与国内投资效率差距相对较小的结论。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服务业的影响分析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规模不断扩大,增速不断加快,FDI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日益突显。文章在描述我国服务业和FDI流入现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服务业FDI的资本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果发现:FDI能够扩大服务业规模,提高服务业质量和效率。政府应积极合理引导FDI流入服务业领域,充分发挥FDI的积极作用,避免其负面影响。     

FDI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其门限特征——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利用中国制造业2001-2010年28个细分行业的数据,对影响FDI配置效率的若干因素及其门限特征进行检验,并据此分析FDI配置效率的行业差异。研究发现:政府干预、研发强度和市场结构等因素对FDI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当各种影响因素处于适度范围内时,FDI表现出较高的配置效率;而在跨越特定门限值时,FDI的配置效率相对较低,甚至表现出负的配置效率。     

FDI溢出效应与自主技术创新效率:一个高技术产业特征的视角

本文通过高技术产业1999-2007年15个三位码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该产业FDI进入对不同三位码行业内资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产生了异质性溢出效应,行业特征的差异性是造成这种异质性溢出效应的主要原因。与外资企业生产率差距较小、R&D强度差距较大,具有较强消化吸收能力且规模较大的内资企业相应行业中,FDI进入对其自主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同时,行业出口导向型程度及行业集中度的上升,有助于内资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更好地吸纳FDI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环境管制、环境效率与FDI——基于成本视角分析

环境管制和环境效率均从成本角度影响着FDI的流向,前者通过直接增加外资企业成本,降低投资东道国的环境成本优势,引致FDI外流;后者则直接通过减少非期望产出从而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成本优势。此外环境效率还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影响地区环境管制的强度,进而促使环境管制程度降低,间接影响FDI。本文试图在理论层面证明环境成本是决定外资企业是否转移的重要原因,从经验层面研究环境管制、环境效率对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的加强对FDI表现为消极影响,而环境效率提高则有利于吸引FDI;从间接效应上看,环境效率的提高通过降低环境管制强度间接有利于FDI流入,而这一效用以OLS、FGLS、FE和GMM等四种方法估计分别为0.03%,0.04%,0.04%和0.02%。     

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FDI技术外溢——来自微观层面的证据

FDI对本土企业的溢出效应是正是负未有定论,造成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的异质性在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企业异质性,尤其是所有制结构的不同会带来技术溢出差异,并且在行业当中具有普遍性。厘清企业异质性与FDI溢出效应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最终回答FDI技术外溢效果如何,并有助于深入理解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所有制结构本身如何影响企业的效率。本文采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从产业关联视角研究发现,产权结构异质性的确影响了国内企业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具体表现为FDI对民营供应企业的后向溢出效应非常明显;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下游采购企业,主要是其中的非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国有企业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非常有限,基本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引进FDI普遍促进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技术效率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流动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动态效应——基于VAR模型和脉冲响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VAR模型的理论基础,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VEC)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实证研究FDI流动对我国区域就业的不均衡影响,旨在揭示FDI对区域就业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结果表明:FDI与三大区域就业人数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流入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负,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为正;FDI流出对中部的就业效应为正,对东西部的就业效应为负;总体上,FDI流动的就业负效应明显;FDI的区域就业效应具有滞后性,且长期吸纳效应和短期挤出效应并存,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动态冲击效应显著。     

珠三角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本文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出发探讨三者之间的关联。选取2000-2012年珠三角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珠三角金融市场发展规模对FDI溢出效应起到促进作用,金融市场效率起到抑制作用,FDI总量以及由金融发展所决定的FDI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不显著。     

中国服务业FDI资本效应及进入壁垒影响分析

通过对1997～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和2004～2008年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得出,中国服务业FDI总体上具有资本挤入效应,但存在行业开放度和开放时段差异,即外资进入壁垒对中国服务业FDI资本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进入壁垒越低,FDI挤入效应越显著;进入壁垒越高,FDI挤入效应越弱,甚至具有挤出效应。     

FDI对中国宏观投资效率影响研究

实证分析表明,FDI对中国宏观投资效率具有负面影响.其原因主要有FDI拉升国内产出成本,使得内资企业投入产出下降,抢夺内资企业人才和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四个方面.为此,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     

提升FDI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配置效率

随着中国逐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和全球化深入影响,服务贸易领域成为FDI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发展获得快速发展,两者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文章运用协整和面板数据分析服务贸易领域实际利用FDI对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和主要行业增长效应,根据FDI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配置效率差异,提出了调整服务贸易利用外资的方向。     

区域贸易协定、FDI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东盟FTA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通过一个联立方程组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东盟FTA(CAFTA)成员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对成员吸引FDI流入的效应。结果显示,CAFTA对促进区域整体的FDI流入具有积极影响,但对区域内不同成员的FDI流入促进效应并不均等,即国内市场规模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成员更能吸引FDI的流入,投资效应更加显著。在增长效应方面,FDI对CAFTA整体的增长效应为正且具有显著性。但FDI的溢出渠道在不同成员间存在一定差异。CAFTA的建设中应注意成员间利益的均衡分配问题以维持CAFTA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分析

作为影响外资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东道国金融市场在FDI经济增长效应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效应、人力资本转移效应、产业前后向联系效应,以及优化投资效率效应等四个渠道推动FDI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