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贸易利益:研究进展述评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传统贸易统计凸显"重复计算"问题,贸易规模与贸易利益不相匹配,并且贸易利益的属地和属权统计因跨国公司的行为而不同。本文在梳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利益内涵改变途径的基础上,从贸易利益来源多样化、贸易利益获得主体微观化和贸易利益分配复杂化等方面阐释贸易利益内涵的变迁,并从国家、要素和企业层面分别总结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贸易利益的测度方法。最后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利益之间相互影响及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二是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进口贸易利益,三是分离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创造的贸易利益,四是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贸易利益理论和测算方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的新思考北大核心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以商品总价值为口径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已无法反映真实的国际贸易状况,而以增加值为口径的新统计方法为重新认识国际分工下的贸易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今年1月对外公布的新统计方法,较之于传统方法有何区别,对我国带来何种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价值链分工演进如何影响贸易增长:现象、理论及模拟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现象,引起了理论和实践部门的极大关注。文章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动态演进的视角,基于分工演进和贸易增长等经验描述,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当前贸易增速下降的成因,并在理论先导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论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价值链分工深化到一定阶段后,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作用下,贸易增速表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正是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单个国家角度看,价值链攀升的动态演进是一个不断"挤出"贸易"重复统计"部分的过程,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统计意义的贸易增速。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边际深化难度加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正是我国外贸增速下降面临的客观环境,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外贸亟待从以往"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方向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基于产品内分工视角的我国贸易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作为发展中贸易大国,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也由传统的水平分工向垂直专业化分工演变,并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切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本文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测度中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水平,针对中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各个环节,采用贸易余额贡献率(CTB)指数衡量我国各个生产环节的贸易份额和贸易余额贡献率,并以电器设备、机械器具和纺织品为例,分析这三个部门产品内贸易各环节的情况和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下我国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     

从iPhone看美中贸易逆差

本文以iPhone作为切入点审视美中贸易逆差,通过对于iPhone零部件成本分析,阐明中国处于以iPhone为代表的高端消费电子产品的价值链中下游。当前高度的生产专业化以及全球分工已经改变了传统贸易形态。以产品最终价值为依据的传统进出口贸易统计方法,严重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无法真实反应双边贸易状态,加剧了美中贸易失衡的表象。     

贸易利益分配机制的转变研究

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细化,全球工序分工与贸易逐渐替代传统分工与贸易形式,成为当今国际分工与贸易的主流.在这种形式下,贸易对象不再是最终产品,而是各个工序(或生产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国际分工不再是产品分工,而是工序(或环节)分工,相应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再是传统的凭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获得贸易利益,而是转变成工序分工与贸易中以工序(价值链)上的分工位次和价值增值量未分配标准的利益分配形式.     

浅析中美贸易顺差的利益问题

中国与美国贸易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但是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因为其互补性而减少。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自发调节贸易条件以均衡贸易利益,但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日渐加强的今天,贸易利益分配受制于各种现实条件。本文从贸易制造中心的转移、FDI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和两国统计口径的差异等方面探求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就贸易利益的流向对中美两国的不同影响做出简要的分析。并根据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提出了缓和两国贸易摩擦的几点意见。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中的贸易利益研究

中美双边贸易中中方的巨额贸易顺差是否使中方获得了同样的贸易利益,一直是中美两国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产品内分工框架内,构建了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模型,使用面板协整对1997-2009年中美双边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依靠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产品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而中国承担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流向并没有与贸易差额一致,中国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获利微薄。因此,我国应该努力提升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力求锁定在附加值高的环节,以赢得更多的国际贸易利益。     

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利益与分工研究——基于2000-2014年贸易数据的分析

基于总贸易核算法和WIOD数据,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视角考察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利益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并通过垂直专业化结构讨论了贸易利益与分工地位存在的关系。研究表明:2000-2014年中国对金砖国家出口中的贸易利益占比和GVC分工地位均呈现出“V”型的变化趋势,中国主要处于GVC分工的下游环节,在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中处于相对不利的贸易利益分配地位;中国处于较低GVC分工地位的原因在于通过“加工贸易”模式参与GVC分工,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典型,导致中国的贸易获利能力相对较弱;俄罗斯和巴西的贸易获利能力有所加强,并处于相对较高的分工地位,印度的贸易获利能力和分工地位均有所下降。因此,与金砖国家贸易合作对中国在GVC分工体系下提升贸易获利能力和分工地位产生了积极作用。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分析

本文基于WWZ贸易增加值分解,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对负面清单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高了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比重,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片段化"发展;(2)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会提高大国最终服务和中间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大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主导地位;(3)现代服务业受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影响更大,服务提供流程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细化。最后,针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提升我国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提出了政策建议。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中国贸易规模测度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入,中间品贸易迅猛发展。在此背景下,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由于局限于最终产品的统计,忽略了中间贸易的作用,已不再适用。而对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而言,传统方法更是夸大了中国贸易失衡的真实情况。本文则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首先对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分解,其次对1995年~2009年间中国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国内增加值进行重新估算,最后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进行探究,真实地分析了中国贸易的实际情况,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的新思考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以商品总价值为口径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已无法反映真实的国际贸易状况,而以增加值为口径的新统计方法为重新认识国际分工下的贸易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今年1月对外公布的新统计方法,较之于传统方法有何区别,对我国带来何种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指标,测算了2002-2012年我国制造业的贸易利益;并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国际分工地位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微观产业层面寻求改善我国制造业贸易利益的路径。研究发现: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垂直分工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呈改善态势;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的改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     

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贸易数据的深入分析,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中国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地位进行评判。研究发现,中国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次较低,主要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尽管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发展迅猛,但竞争力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从中获取的分工利益极为有限,总体而言,目前处于新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位置。但纵向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阶段性目标,比较优势逐渐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延伸,国际分工地位也有了明显改善。     

贸易“大”国与产业竞争力“小”国——基于全球价值链研究

近年来中国贸易出口量大增,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然而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却并不强。这种悖论如果长期存在,必将严重阻碍和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文章运用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悖论,并从理论模型方面进行分析。同时运用1999—2009年中国所有企业的数据和联合国贸易统计司公布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中国企业加入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效应。     

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如何“崩溃”

本轮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出现的"大崩溃"现象,与当前国际分工演进趋势有关。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使得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日益被分解,以中间需求为表现的产品价值链被延长了。因此,危机冲击下中间产品存货调整效应,会透过中间品顺次需求关系,在整条价值链上产生不断的"放大"效果,最终演化为全球贸易的"大崩溃"。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纳入能够反映中间贸易品存货调整效应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上述结论,一方面意味着加强合作和交流,才是全球应对危机,促进贸易健康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意味着不应过分夸大贸易波动可能引发经济波动的程度,从而错失"外向型"发展模式在特定阶段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     

全球价值链分工、制度质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制度质量及其二者交互作用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三个理论假说。借鉴Yeats(2001)的方法,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BEC分类法下的中间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得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38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从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两个层面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制度质量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和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及其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显著影响。据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应在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同时,着力完善制度质量。     

全球价值链分工、制度质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制度质量及其二者交互作用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三个理论假说。借鉴Yeats(2001)的方法,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BEC分类法下的中间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得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38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从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两个层面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制度质量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和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及其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显著影响。据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应在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同时,着力完善制度质量。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出口规模的透视分析——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以关境为统计基础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无法回答"谁为谁生产"的问题,而且夸大了我国的贸易情况。为此,本文基于OECD和WTO组织开发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利用1995—2011年国际投入产出表,分别对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增加值进出口规模和各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规模进行了测算,并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计算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传统的关境统计方法不仅在总量上高估了我国的出口规模,还严重扭曲了我国各行业的出口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