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性化解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以吴英案为视角

我国民意对刑事司法活动的影响客观存在。吴英案相对是一种进步,民意的产生和对民意的考量都是建立在相对理性的基础上,推动案件走向理性。用理性化解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主要包括民意产生的理性因素思考和刑事司法中对理性的民意思考。     

法治语境下民意审判的成因与对策

在转型期的中国司法领域,公众舆论即民意在维护个人权利、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在司法领域出现了民意审判的现象.这与当前依法治国的主题相矛盾,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破坏,且民意易受利害关系人操纵,刑事领域民意审判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应促使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推进司法队伍自身建设并探索人民陪审员的制度变革.     

外国刑法实质解释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刑事司法中,为了保障刑法的适应性,以实现在整体上兼顾法的安定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目标,刑法实质解释已成为西方法治社会的普遍实践.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都不再囿于形式解释论的限制.由于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法律制度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在进行实质解释时,在实体上享有更大的职权而程序上受到更多的限制.     

刑法谦抑的合理蕴含与定位

在注重人权保障的今天,刑法谦抑以其独特的重要性,引发了学者们的积极探讨,它无疑对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刑法谦抑的合理蕴含及其在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地位问题作一探讨。     

就影响刑事司法环境相关因素的法律问题研究——以媒体舆论为角度

刑事司法环境包括内环境和外环境。内环境包括刑事司法人员、司法观念、司法体制、司法经费等;外环境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媒体、民意、公民法律意识、传统诉讼法律文化等。通过对刑事司法环境的研究,能够充实和发展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同时也是对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发展趋势的一种本质考察,有助于理解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最终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推进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     

法官应完美地融入法律——刑事司法中法律解释之科学性论纲

刑法是法律体系内正义维护的最后防线,刑法的正义性因而成为刑法的核心命题,其正义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刑事司法的正义性,由此,司法中司法者法律解释的科学性便显得尤其重要。刑事司法中法律解释具备实然性和应然性的特点,法律解释的对象及于全部刑法渊源,法律解释的范畴应局限于定罪解释、罪状解释和量刑解释,解释中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实质解释原则、不得超越法律含义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善意解释原则。     

刑事司法能动性的现实考察及其展开

刑事司法能动性在我国一度受到刑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尽管对于司法能动性的要旨理解及其正当性尚存争议,但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下,实现我国司法职业化与司法能动化的双重任务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可以说,应在刑事法治框架之内,在法益保护与权利保障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刑事司法之中注入人文关怀,将冷冰冰的刑法条文转变为温和的司法过程。     

如何在重大刑事案件中提高司法公信力

重大刑事案件因其媒体和公众关注力高而影响范围宽广,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应当予以特别关注的重点。重大刑事案件中存在民意凌驾司法、媒体不良引导和案件不公开等损害司法公信力的问题,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民意的甄别,保持司法的独立和理性;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与媒体形成互动;利用微博平台进行庭审公开,将裁判文书上网发布,做到司法的公开和透明。     

论民意与司法

民意在监督司法的过程中起到预防腐败、弘扬法治精神等作用。但民意与司法性质不同,民意倾向道德性分析,司法是规则思维;民意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司法是理性的体现。在民意与司法相冲突的地带应注意预防民意对司法的过分、非理性干预,确保司法的独立性。     

论民意与司法

民意在监督司法的过程中起到预防腐败、弘扬法治精神等作用。但民意与司法性质不同,民意倾向道德性分析,司法是规则思维;民意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司法是理性的体现。在民意与司法相冲突的地带应注意预防民意对司法的过分、非理性干预,确保司法的独立性。     

基层检察院刑事和解难之破解之道

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改变司法效率低下及司法资源短缺现状等具有司法程序和实体意义,为保障该制度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并切实发挥作用,思考在基层探索形成一套调解机制,促进审查起诉阶段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     

试论商业受贿罪

商业贿赂在中国的迅速蔓延和泛滥成灾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律规则的相对滞后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㈥》中针对商业贿赂犯罪刑法条文所作的修订,为商业贿赂的有效惩治和防范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但由于商业贿赂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立法的抽象性以及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刑事立法没有也不可能对商业贿赂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所有问题均——予以明确详尽的规定。本文拟以《刑法修正案㈥》）关于商业受贿罪的规定为依据,对商业受贿罪适用中所存在的几个主要争议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商业受贿罪之刑事立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提供些许帮助。     

浅析坦白从宽的司法实践

坦白,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随着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坦白从宽"正式写入我国刑法,坦白从宽从刑事审案政策上升到具体法律规定。本文将浅析坦白从宽的涵义和司法实践。     

试论商业受贿罪

商业贿赂在中国的迅速蔓延和泛滥成灾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律规则的相对滞后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㈥》中针对商业贿赂犯罪刑法条文所作的修订,为商业贿赂的有效惩治和防范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但由于商业贿赂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立法的抽象性以及人的知识的有限性,刑事立法没有也不可能对商业贿赂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所有问题均——予以明确详尽的规定。本文拟以《刑法修正案㈥》)关于商业受贿罪的规定为依据,对商业受贿罪适用中所存在的几个主要争议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商业受贿罪之刑事立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提供些许帮助。     

合同诈骗罪的对象问题之探讨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法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当今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经济案件高发,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结合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并从我国实践出发对该罪的犯罪对象作一些粗浅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轻刑化在我国实现的途径探析

轻刑化在整个刑事法治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念指导作用,使我国刑法的发展逐步走上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人道主义道路,而刑法的谦抑性的精神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轻刑化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可以从转变重刑观念、限制死刑、扩大罚金刑、社区矫正等方面来实现轻刑化,促进中国法治的进一步发展。     

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

生态法益作为一种新的法益,亟需刑法对其加以保护,通过完善刑事立法,优化刑事法律机制,以及加强司法保护来保护脆弱的生态法益。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罪刑法定是刑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刑事法律条文的至始至终，指导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等工作。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具有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史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被不断丰富着，该文尝试对该原则的基本内涵作一些探析。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罪刑法定是刑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刑事法律条文的至始至终，指导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等工作。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具有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史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被不断丰富着，该文尝试对该原则的基本内涵作一些探析。     

罪后补救行为研究

本文根据真实发生的绑架后主动送回人质的案例判决,引发对于犯罪既遂之后实施补救这类行为进行探讨。罪后补救行为在价值上与犯罪中止相类似,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刑法63条第2款酌定减轻处罚被适用的情况寥寥无几,为实现刑法机能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必要在量刑情节中定位为法定从宽处罚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