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公共利益保护条款之立法设计

晚近以来,随着东道国有关公共利益保护措施引发的国际投资争端的大量增加以及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漠视公共利益现象的频发,凸显了现行双边投资协定(简称BIT)对公共利益保护之不足及在其中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年来不断警示各国重视BIT中的公共利益保护问题,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其最新的BIT范本中也开始规定有关公共利益保护条款。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资本输入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的BIT签订国,在今后的中外BIT中应重视公共利益保护问题,规定适当、有效的公共利益保护条款。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研究——以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分析与安全保障为视角

中美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面临的"非排除措施"(NPM)问题,涉及中美双方在国家利益例外及投资风险承担方面的政策差异。正常情况下,东道国按照BIT的规定保护投资者利益,但一旦出现NPM条款中列明的特殊情况,东道国即可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由于NPM条款中涉及的目标抽象,因而容易产生滥用N PM条款的可能性。为确定NPM的适用条件,有必要对条款中的关键词加以解释,并确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对于中国是否应当接受美国式NPM条款以及如何制约该条款的滥用问题,本文将从NPM的功能和结构、条款解释、审查标准等方面分析NPM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并结合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方面的考量,做出初步的结论。     

关于国际投资争端中违约竞合的法律问题分析——以ICSID裁决为视角

近年来,很多中国企业对海外资源领域投资采用与拥有资源的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直接签订合同,即采用了国家契约的形式。当东道国国家行为违反国家契约项下的义务时,就可能同时违反了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承诺,这就构成了违约竞合。本文将结合ICSID裁决的案例对该违约竞合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中国在对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方面提出建议。     

美国BIT中不符措施条款的实践经验与借鉴

<正>一、美国BIT中不符措施条款的实践经验自1994年以来,美国签订了41项BITs(双边贸易协定),还签订了十多项FTAs(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投资条约实践发生的重要变化是,更加倾向于通过在FTAs中纳入高标准、自由化的投资规则,如1994年NAFTA、2004年美国—澳大利亚FTA和2007年美国—韩国FTA等这些FTAs都包括投资章节。此外,美国投资协定将国民待遇扩大适用于投资设立前(pre-establishment)阶段而不仅仅适用于投资设立后(post-establishment)阶段的做法,极大提高了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同时也相应制约了美国作为东道国对     

危险的美国“好意”

基于美国BIT样本（2004）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一旦签订协定将为外资的自由进出打开国门，而我们所设置的种种监管屏障将都形同虚设。     

BIT和FTA框架下环境规则的经验研究——基于文本的分析

在现代BIT和包含投资规则的FTA中加入环境规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BIT和FTA文本在环境条款的表现形式上日益丰富,"非排除措施"条款、平衡条款、除外条款、冲突条款、程序条款等类型不断涌现。美国2012年BIT范本细化并强化了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权,为各国修订BIT树立了典范。纵观BIT和FTA中环境条款的发展态势,在立法模式上其经历了从双边投资协定向自由贸易协定的演化,在内容和架构上历经了从一元向多元、从分散到集中的演变,在定位上则实现了从完全附属到去边缘化的突破。     

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RCEP的签订为中国对外开放带来新契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如何调整中国对RCEP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策略成为值得研究的议题。使用2004—2018年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数据,构建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实证分析直接投资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国对RCEP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提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当东道国为中低收入国家时,这一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中国应优化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完善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规制,扩大与RCEP国家在新基建领域的合作,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高质量发展。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时间分析

<正>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通常有三种:(1)出口,即跨国公司在本国生产产品,通过出口方式将产品输送到东道国市场;(2)技术授权,即跨国公司通过许可证方式将技术转让给东道国的一家公司,允许其生产和销售本公司的产品,同时收取一定的技术转让费;(3)对外直接投资,即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办厂、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这三种方式中,最常见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它在跨国公     

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与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三重视角

文章利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数据,全面考察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集约边际扩张,但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随着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股权结构和跨国并购模式进入,同时投资失败的概率也会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壁垒的减少对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和投资失败概率的负向影响更明显;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更加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制造业集约边际的增长,同时更加显著降低了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失败的概率;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削减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而对民营企业集约边际和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概率的正向作用更明显。渠道分析表明,相较于对主要外国人员和其他经营方面的限制而言,东道国在外国股权和对外资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方面的限制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和成败的影响更明显。     

对外投资中的国家风险防范

国家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从事国际投资活动过程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所造成的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在国际投资活动中,一旦东道国出现较大的国家风险,往往会给海外投资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使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难以正常进行,或在政策和法律方面受到歧视,甚至整个企业资产被征用或没收。我国目前对外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尤其要重视研究和防范国家风险,尽可能将这种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序,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论中美BIT谈判中的公共利益保护问题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简称BIT)是两个国家为了鼓励、促进和保护相互之间的投资而签署的法律协定。在当前不存在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综合性多边投资条约的情况下,BIT成为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最重要的国际法手段。截止2013年底,各国之间缔结的BIT已达2,902个。中、美两国目前正     

中国OFDI与东道国环境质量: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FDI来源国的角度,分析中国OFDI对各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借助Copeland-Taylor模型,本文建立了中国OFDI通过影响东道国单位产出污染密度,继而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以及168个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中国OFDI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差异化投资,本文进一步对各东道国(地区)按收入水平分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OFDI规模的增长总体上促使东道国(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但从人均排放的角度,中国OFDI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提高了东道国(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无论在污染排放总量还是在人均污染排放量方面,中国OFDI改善东道国(地区)环境质量的效果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更为明显.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论双边投资协定对ICSID管辖权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管辖权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文章指出,BIT扩展了ICSID管辖的主体的范围,使ICSID得以管辖的投资范围更广,令更多的争议方将案件提交ICSID.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论国际投资协议中稳定性条款

投资协议是指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通过谈判签订的协议,目的是在两者之间提供独立于东道国一般立法的特殊规则。外国投资者通过与东道国签订稳定性条款保证"协议缔结之时东道国现行法律适用于该投资项目"并且"东道国未来颁布的新法不适用于该投资协议"。本文在ICSID案例的基础上,对国际投资协议中的稳定性条款进行介绍。     

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东道国国家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如何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基于EIU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EIU国家风险模型的数据,对中国对外投资中17个主要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来看,东道国汇率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银行业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他细分风险项和国家总体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来说,在直接影响方面,东道国的汇率风险会刺激东道国居民对币值稳定的人民币的使用和存储偏好,而银行业风险则会抑制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建设,东道国国家居民和中国居民对国家风险的敏感性没有明显的区别。在间接影响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表现出风险偏好,而其他风险和国家总体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当前大部分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偏向获取资源,但对资源的需求仍会受到汇率波动、主权风险和银行业风险等的一定影响。     

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中“投资”概念的界定及中国的选择

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中"投资"概念的界定大致有3种模式,即以资产为基础的模式、以企业为基础的模式以及混合模式。在适用这些模式的基础上,仲裁裁决解释了缔约国采用多种技术手段限制"投资"内涵的效力:与东道国的国内法相一致的规定仅指投资的有效性;缔约国领土境内的投资并不要求所有交易过程在缔约国境内完成;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资产的表述可以保护小股东和间接持股股东的利益。中国现已兼具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地位,有必要升级原有的以资产为基础的"投资"概念界定模式为混合模式,并相应地调整国际投资协定中"投资"的限制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