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刑事政策之犯罪观嬗变——基于两部刑法典颁行的考察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脱胎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为1979年刑法所明确。它和刑事法体系都蕴含了从"敌人"到"犯罪人"的犯罪观嬗变,展示了一定的法治理念和科学精神。虽然,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为1997年刑法废除,但是其犯罪观的转向为以后的严打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带来启示:把犯罪者当做"人"是当代刑事政策和刑事法体系构建的逻辑主线。     

刑法之信:社会诚信的最后一块堡垒

刑法之信是指刑法要讲诚信。刑法之信关联着公众对刑法的规范信仰和犯罪预防,并在根本上符合和谐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刑法之信包括刑法立法之信、刑法司法之信和刑罚执行即行刑之信。刑法之信对于整个社会诚信的维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其"保障之法"和"后盾之法"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绑架罪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对绑架罪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绑架罪时,对该罪的构成要件及有关量刑情节的认定不尽一致,影响到刑法"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贯彻。本文拟对绑架罪进行具体探讨。     

论宪政维度的刑法解释目标观

宪政是指以宪法、民主为前提,以法治等手段控制国家权力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支撑宪政的基本理念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刑法解释目标观中的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和折衷主义的解释论都与宪政的基本理念不完全吻合。中国应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刑法解释目标观,因为它吸收了哲学解释学中"前见"、"视域融合"等合理因素,符合刑法解释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发扬司法民主,并且符合宪政的法治、人权保障理念。     

刑法因果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学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而认定刑法因果关系的标准则是疑难和争议的核心.一些理论观点,存在着与自然科学观念和大众经验相悖,混淆因果关系和过错概念的缺陷.在限定其适用前提的基础上,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应当借鉴并选择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认定刑法因果关系的标准.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的矛盾与变革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实际效果与立法初衷相差甚远,根源于其立法本身固有的三大矛盾。建议废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刑法》第385条第2款后增加第3款,将国家工作人员持有明显超过正常收入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以受贿所得论处。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并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唐律计赃论罪之评析——兼论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383条之修改

在贪污受贿案件的司法审判中,计赃论罪是为数不多一直沿用至今的古代法律。如果将《唐律疏议》惩贪法条中的数额规定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金额与97刑法第383条比较,可以发现古代法律对当代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唐律与97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起点均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随着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383条作了实质性修改,计赃论罪从圣坛上悄然走下。这次刑法修改虽然体现了不再唯计赃是从的立法精神,但绝不应认定这次修改就取消了计赃论罪。相反,由于刑法不再对"赃"之数额作具体规定,今后的司法审判更应重视对"赃"之数额因素的考虑。否则,各地、各级法院出现严重不一的司法判决,很容引发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走出传统计赃论罪的历史三峡绝不是朝夕之事,吸取唐代的相关经验可以使今后的司法审判少走一些弯路。     

期待可能性的理论地位及判断标准

期待可能性是"法不强人所难"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期待可能性理论蕴含着仁和宽容的精神品质,它从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承认了人性中普遍存在脆弱的一面,从而将保障人权、尊重民意的现代价值观体现在在刑法理论体系当中.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体现了刑法人道主义原则,充分表达了对人性的尊重,而且能够更好地实现刑法的社会价值.正是基于此,所以作者认为应该积极厘清并应用这一理论指导立法及司法实践工作,以期实现刑法的社会价值.     

对我国刑法中聚众淫乱罪的思考

在南京相继发生的教授"换妻案"以及同性恋聚众淫乱案使得我国刑法上的聚众淫乱罪开始引起人们的大讨论。正确的判断和认定我国刑法中聚众淫乱罪的社会危害性,关乎到刑法的正义性与稳定性,同时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认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聚众淫乱罪不应被废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必须限制适用。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对聚众淫乱罪进行"解剖"式分析,以期对此罪有更深入的认识和判断。     

关于行贿罪立法完善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无论在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重受贿轻行贿"的思想,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中,行贿罪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是其根源,具体而言,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的必备要件及行贿罪的客观方面--"给予财物"行为之现有立法规定已不能适应刑法惩治新型行贿犯罪行为的需要.本文立足这一现状,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对完善我国行贿罪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视角下的恢复性司法的引入

构建和谐社会,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观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调整,也将导致刑事司法观念和诉讼模式的重要变革。恢复性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念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其比较全面地照顾到了有关当事各方,有利于建设和平社区;简化了犯罪的处理程序,采取经济的责任形式,大大降低了刑法的成本;有助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助于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试论我国刑罚目的与人权保障

刑罚目的理论历来是刑法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刑罚目的是刑法的精髓",它在整个刑罚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对刑事立法、司法和执法具有指导和决定作用.在提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今天,刑罚目的理论对于维护人权,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促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加强法官队伍司法道德教育

一、什么是司法道德执教有"师德",行医有"医德",从芝有"艺德",经商有"商德",从事司法工作也必然有"司法道德"。那么,什么是司法道德呢?简言之,就是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在履行其职责的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以及调整各种相关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司法道德的主体是司法人员,他们代表国家执行法律,其行为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国家法律的尊严,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司法道德相对于其他职业道德来说,有着更加严格的标准,有着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司法道德有哪些     

新论罪刑法定原则

新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贯彻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念的重塑过程。笔者先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其在我国的实践缺陷,最后提出了完善该原则的几点司法建议。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件探讨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作为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作为客观要件均不妥当,它的存在无法确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本身的定性,且都与设立和追究受贿罪的刑法价值目标不相适应,不能有力打击国家工作人员中较为严重的这类犯罪活动。为了避免法律规定上的缺陷与漏洞,在修改和完善刑法时,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不仅符合刑法理论和中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法意图,也顺应了受贿犯罪立法的国际潮流并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相统一。既能增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又便于司法适用,更有效地发挥刑法打击和预防受贿犯罪的功能。     

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沿革及其构成探析

非法经营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变动较多的罪之一,近年来,全国人大及两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涉及非法经营罪的补充条款、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这在我国刑法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一方面造成了司法实务部门具体实践活动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了公民及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因此,为了准确理解非法经营罪,有必要对国内外非法经营罪的立法发展及其构成进行具体阐述与界定,以期对刑事司法有所参考与指导。     

关于涉诉困难群体执行救助制度的研究

"执行难"是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工作的突出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关注的焦点。从近些年法院执行的涉诉困难群体相关案件中不难看出,因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均为特殊的困难群体,法院执行难与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处于"两难境地",使得法院不得不执行终结,因而导致大量案件的堆积问题。因此加大对涉诉困难群体的救助制度尤为必要,对符合涉诉困难条件的群体建立救助制度,将政府的管理与法院的推动相结合,将救助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相衔接,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促进社会的综合治理和平稳的发展。     

论我国死刑政策的改革及路径对策

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对死刑的适用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我国从目前的政治、经济实际出发,在现行刑法中保留着死刑,且死刑适用范围广泛.本文以我国目前死刑政策的演变为主线,从理论、实践、立法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阐述和评说.本文拟就死刑在我国存废的命运以及相关死刑政策的改革路径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对策.     

浅析刑法中“从事公务”的含义

正确理解刑法中"从事公务"的含义是我们界定贪污、贿赂等罪与非罪的关键,本文拟对此概念作一探讨,以期能对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帮助.     

浅谈经济犯罪的罪与非罪

经济犯罪司法认定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面。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刑法都呈现泛化倾向,我国经济刑法也明显存在调整范围过度的现象。刑法解释的不规范,容易引起经济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应当考虑市场领域所独具的特性,遵循同类解释规则、参照前置法规则、体系解释规则等,重视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限缩经济刑法的处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