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超越对数函数的SFA模型

本文基于1996-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越对数函数的SFA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的双重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农业支出既可以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提升农业技术效率间接推动农业经济增长,但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本文认为,在增加财政农业支出规模的同时,应进一步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提高财政农业支出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财政农业支出与其他农业投入要素的协同效应,这对于中西部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具有天生的弱质性和广泛的外部性,因此,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持。通过选取安徽省1988-2010年农业产出和财政支农支出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和Barro（1990）财政支出自然效率法则,对安徽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安徽农业产出与财政支农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安徽省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11．7％。政府应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投入,保持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严格依据《农业法》的规定,建立财政支农稳定的增长机制;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财政支农支出与甘肃省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运用甘肃省相关数据,对甘肃农业财政支农资金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引起了生产性支出的增长,而财政支农中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增长均未明显拉动农业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1999～2008):基于预算权的讨论

从财政管理权(预算权)的角度出发,可以提出研究财政分权的新视角.选择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作为财政分权的度量,可用于探讨财政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1999～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另外,控制地方经济发展程度这个变量后,发现经济发达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益.这可能暗示了中国经济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稀缺的公共资源过多集中于地方政府不利于经济增长.     

分税制后我国财政分权度的衡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准确衡量财政分权度及其变动趋势是财政分权研究的基础工作。财政分权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利用不同指标计算的财政分权度,往往反映了财政分权的特定维度,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文章作者使用徐永胜、乔宝云(2012)构建的衡量财政分权度的综合方法,对我国分税制后1995~2014年财政分权度进行了全面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分税制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995~2014年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期差异,总体来说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度变动抑制了经济增长。     

财政农业支出与粮食增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6年～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农业支出对粮食产量的总体效应和结构效应,结果表明:财政农业支出促进了粮食增产,但这种促进效应总体上比较微弱,而且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之间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同时,不同类型的财政农业支出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不尽一致,其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成为推动粮食增产的积极...     

财政分权与政府支出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政府支出结构与财政分权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１）财政分权度每增加１个单位,生产性支出份额分别将增加０．０９９和０．１３７个单位。政府竞争与生产性支出份额的交互项符号为正,但不显著。（２）财政分权度每提高一个单位,消费性支出所占的份额会分别下降０．０４３和０．０１９个单位。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没有通过交互效应影响消费性支出份额。（３）财政分权导致政府支出结构偏离合意水平。财政分权度每提高１个单位,政府支出结构多偏离０．１５５和０．２０４个单位。政府竞争和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偏离的边际效应大于０。     

财政支农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增长效应。利用1978-2008年江西农业经济和财政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对江西农业经济的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649。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中对江西农业经济增长效应高低的次序依次为:以农村救济费、挖潜改造为主的其他支出最高,支援农村生产支出次之、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最差,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不明显。     

福建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拓展的C—D生产函数研究

利用财政支农支出的C-D生产函数,对1992-2010年福建省财政支农支出、农业总就业人员、衣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财政支农支出、农业总就业人员、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总产值之间不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从短期来看,福建省财政支农支出是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财政支...     

财政农业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

为研究财政农业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相互关系,本文分别从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建立数理模型,采用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方法对财政农业支出总额和财政农业支出四个子项目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揭示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和各子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大小,并得出相关的实证分析结论。     

福建省财政支农政策的现实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福建省为发展农业做出了许多努力，但仍然存在“三农”问题。就财政支农政策而言，存在着支农资金有限、效益不高，以及重投入、轻管理等问题。针对目前福建省“三农”问题及财政支农政策的现状，需要通过增加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改善农村教育条件以及加强支农资金管理等途径进行解决。     

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在WTO《农业协议》允许的框架内,各国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可分为政府一般性服务、农产品价格保护和直接补贴等。通过研究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与做法,可以为我国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个较好的参照系。     

我国财政支农能力的多角度分析

基于1978~2008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从规模、结构两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支农能力。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投入总量逐年增加,财政支农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支农规模相对不足以及支农结构不合理,提出应该加大对农业的财政倾斜力度,保持对农业补贴的持续、稳定增长,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加强农村基本建设,增强科技支农力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政支农能力体系的建立。     

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在WTO《农业协议》允许的框架内，各国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政策可分为政府一般性服务、农产品价格保护和直接补贴等。通过研究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与做法，可以为我国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个较好的参照系。     

扶持生态农业发展的财政支出政策刍议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建设新农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发展农村生产、建设现代农业.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采取各种财政手段,加大对农业生态领域的支持力度,治理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不仅能更好地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有效保证.     

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政策框架的逐步建立，财政支农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我国财政支农工作存在总量投入不足、政策导向作用不强、科技投入占比低、支农方式不佳、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因此要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财政支农政策。这些政策包括：逐步加大国家财政支农力度；建立多元化支农体制；优化财政支农结构；调整财政支农方向以及完善财政支农管理体制等等。比例     

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的估算

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并代入我国1981-2004年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实际投入规模要小于此最优水平。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确保农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增长。     

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思考

新世纪初，我国农业及农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在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方面，政府财政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如运用财税政策积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综合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平等的农业支持政策，给予不同所有制农业经济组织以公平待遇；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财政支农、经济波动与农村居民消费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框架基础上,构建财政对农支出、经济波动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财政对农支出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经济波动会抑制农村居民消费。通过运用中国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的相关数据,在使用多个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后,利用２ＳＬＳ和ＧＭＭ方法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财政对农支出确实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经济波动则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实证结果还表明,滞后二期的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消费有抑制作用,滞后一期则具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时期内的 计划性和“棘轮效应”。     

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

借助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减贫得益于财政支农工具与城镇化战略的交互协同效应,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促进效益更强;财政支农投入中的扶贫性投入和就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脱贫,而综合性开发支出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中西部地区更具农村减贫的拉动效果;虽然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但随着财政分权、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医疗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会得到相应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