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庭住房不平等:户籍、禀赋还是城市特征？——基于广义有序模型与Oaxaca-Blinder分解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户籍、家庭禀赋和城市特征三类因素对城市家庭住房不平等的影响；运用夏普利值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区分"努力"和"环境"因素、户籍歧视和禀赋效应的贡献。研究发现：户籍可解释住房等级不平等的54.2%；"努力"因素对住房水平起正向作用；在户籍间住房等级不平等中户籍歧视效应占主导，在住房面积不平等中禀赋效应占主导，外地户口居民住房水平低源于"环境"因素趋弱，农业户口居民则源于"努力"和"环境"因素叠加趋弱；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占主导，城市规模和流动人口占比越大，居民住房等级趋低，而城市土地供给增长有助于提升住房水平。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分析

本文以旅游外汇收入为测度指标，采用统计学和ESDA方法，分析2003—2014年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了入境旅游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演变特征方面。绝对差异呈持续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N”形变化，处于高位运行；依泰尔系数分解特性可知，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贡献者；Global Moran’s I值表明，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在空间上相邻。(2)空间演变特征方面。湖北省各地区入境旅游经济等级层次增加，等级数量结构趋向于“瘦高形”，但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占绝大多数；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区为省会城市或拥有高级别旅游资源的地区，它们对全省入境旅游起决定作用；Local Moran’s I值表明，湖北省入境旅游经济呈现“双核”空间结构。(3)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产业政策、重要事件是湖北入境旅游经济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     

医疗保险、贫困与家庭医疗消费——基于面板固定效应Tobit模型的估计

医疗保险和贫困是制约个人和家庭医疗消费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医疗公平的重要原因。依据2007～2010年9城市家庭跟踪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方法,就医疗保险、贫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医疗保险显著释放了家庭的医疗需求,促进了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的提高;贫困因素显著抑制了家庭医疗消费,家庭人均收入越低,家庭医疗消费越少,特别是低保户的家庭医疗消费更少;城市的农村户籍低保户获得医疗保险将显著提高医疗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相对水平的作用存在城乡差别。     

我国三线城市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三线城市保险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而且差距较大；影响三线城市保险业发展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GDP、人口数量及分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地理位置等。经济发达的省份，三线城市保险业发展水平也普遍较高；但在整体保险业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情况下，部分中西部三线城市的保险业发展水平却并不低，而且有的已超过了一些省会城市，三线城市所蕴含的商机逐步显现。     

平等抑或固化——数字技术能否促进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

在数字化与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农村居民个人层面的微观机制，构建包括数字技术使用前置条件、使用经验、数字化努力、数字金融四维度表征父代数字化水平的综合指标，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技术转型过程中，父代数字化与其子代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揭示数字技术使用能否打破家庭背景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父代数字技术使用不仅直接促进子代职业流动，而且通过弱化父代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原始资本禀赋对子代职业获取的作用，进而促进代际职业机会平等，因此，数字技术具有促进机会平等的社会补偿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父代数字技术使用通过改善机会不平等感知程度，激励其增加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提升子代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促进代际职业流动。     

方言距离、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社会信任

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对于流动人口提升社会资本、融入流入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方言距离作为两地间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创新性地将方言距离和城市规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两者对于流动人口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CLDS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发现，方言距离或流入地城市规模越大，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在方言距离不变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方言距离对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减弱甚至消失。机制研究发现，方言距离对流动人口社会信任的负向影响，是内置于两地之间文化差异对流动人口社会信任的影响，它既不能通过主观心理因素传导，也无法通过良好的社区（村）生活环境来消除，但可以通过提高城市包容性来消除；城市拥挤效应，特别是房价水平过高是城市规模降低流动人口社会信任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结论表明进一步提高城市包容性、降低城市拥挤效应对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十分必要。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吗？——基于中国276个城市准自然实验数据

智慧城市作为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技术创新环境下城市发展的更高级形态，那么智慧城市是否能够推进绿色城镇化发展？本文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分析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较高创新能力的试点城市中，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城镇化水平提升作用较为明显，但在其他试点城市中这种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通过提升城市环境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绿色城镇化水平。本文为推进智慧城市的国家战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绿色城镇化道路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城市体系与中国省域发展:结构主义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结构主义的视角,利用中国23个主要省域的地级市2005—2011年常住人口数据,从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三个维度来界定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发现,首位度越大、集中度越大、人口分布越不平等,越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且,在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已经出现"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工业化"倾向的产业结构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负的显著作用。说明在促进区域发展的作用动力中,工业化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城市化的作用慢慢凸显。同时,以"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城市人口融合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更开放包容的城市人口政策,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最终也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性别的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就业探讨——以广西龙胜龙脊景区和三江程阳景区为例

通过对问卷和访谈资料的分析，研究了广西龙胜龙脊景区和三江程阳景区当地妇女与旅游就业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了旅游地居民在旅游就业中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业为旅游地的男性和女性居民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妇女从事的旅游工作带有非正式性、季节性、不稳定性、兼职性、低技能性的特点；经济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但参与旅游就业使她们在家庭角色与经济生产角色的平衡中处于两难的境地；男女两性在旅游就业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现代大众化旅游强化了劳动中的性别区分，推动了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盲目的爱"还是"由爱生恨"? ——城市认同在职场不公平感与城市逃离意愿间的调节效应

基于公平理论的“问责”和“反事实思考”理论主张，将知识型员工在组织层面体验到的职场不公平与其城市逃离意愿联系起来，然后重点考察个体的城市认同在其中的调节效应。通过问卷调查获取430份知识型员工样本，实证检验发现：知识型员工的职场不公平感会激发其对城市不满，进而提升其城市逃离意愿；更重要的是，城市认同在职场不公平感、城市不满与城市逃离意愿之间，发挥“由爱生恨”的调节效应，即相比低城市认同的个体，职场不公平感对高城市认同个体的城市不满的促进效应更强，由此进一步提升其城市逃离意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1990~2014年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下降了5%以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的实证分析表明,整体上贸易开放抑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分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源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良好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负影响,但是对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制度环境不佳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向中国贸易开放能够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特别是对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积极影响较强。上述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智慧城市试点对吸引FDI的影响——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对引进FDI的影响.结果 表明: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FDI的引进,且该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智慧城市对吸引FDI的促进作用在试点设立1年后开始显现,并呈逐年提升的趋势;在大中城市和东中部地区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对FDI的引进具有促进效应,而在小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该效应却不显著;智慧城市对FDI的影响不因城市等级而存在异质性;智慧城市试点主要通过营商环境改善机制和技术创新驱动机制促进城市FDI的引进.本研究从城市发展模式革新视角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启示.     

在扩展农民权益中增加农民收入—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吉寺村低收入状况调查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吉寺村是郊区低收入村，全村低收入农户所占比例较大。其主要特点是，以传统第一产业为主，缺乏二三产业支撑；集体经济相当薄弱，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家庭养老力不从心；因病致贫现象突出，公共服务需求增大。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需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把生态涵养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继续加大农村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维护低收入居民获得基本生活水准的权利，尽快实现共同富裕。     

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碳减排效应的时空异质性与协同性——对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对经济主体的污染物排放行为进行约束，其中正式环境规制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主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反映了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目标一致性，但规制主体和规制手段不同，因而其污染物减排效应既具有协同性，也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等规制环境的不同以及规制实施时间的不同，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物减排效应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采用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虽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时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在2012—2017年强于2007—2011年；从空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在北疆地区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在南疆地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新疆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从与碳排放强度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且正式环境规制的这种转变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总体来看，在碳减排过程中，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发生作用，在污染物排放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更强。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增强正式环境规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后发地区还应提高对转入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素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以有效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大“珠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基于面板随机前沿模型

文章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大"珠三角"地区从1988—2009年间主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并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将TFP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生产要素的积累对大"珠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温和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平均约占大多数城市的50%;第二,城市化率、各城市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源水平、经济对外依存度等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正面影响,而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第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是由生产效率的变化率决定,其次是技术进步率,而在大多数城市均呈现出规模不经济。     

城市体系与中国省域发展:结构主义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结构主义的视角，利用中国23个主要省域的地级市2005—2011年常住人口数据，从地区生产总值、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三个维度来界定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发现，首位度越大、集中度越大、人口分布越不平等，越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且，在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已经出现"要素投入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工业化"倾向的产业结构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负的显著作用。说明在促进区域发展的作用动力中，工业化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城市化的作用慢慢凸显。同时，以"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城市人口融合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更开放包容的城市人口政策，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最终也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