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占交易的经济分析与反垄断政策

本文通过对独占交易经济分析的回顾,阐述了独占交易经济效应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以及独占交易的市场效应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根据独占交易的经济分析,认为对独占交易的反垄断认定原则应采用合理推定原则,美国和欧盟的执法也显示出这一特点。基于独占交易的经济分析和国际执法实践,本文提出了独占交易的反垄断检验规则,为独占交易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中国平台经济反垄断创新实践与未来进路

强化对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提升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效能，成为世界各国数字经济监管的基本趋势。中国基于数字经济现实和反垄断制度基础从完善立法、强化案件执法和提升执法效能三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新。但是，中国以行政手段快速推进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成本，这迫切需要建立以促进创新发展为根本导向的常态化监管体制。实现常态化监管的关键是确保反垄断监管的法治化，重点是构建稳定可预期的反垄断监管政策环境、建立法治化的反垄断执法体制、增强反垄断合规指引性和创新反垄断执法政策。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我国的反垄断法酝酿近20载,至今仍未出台.其中的掣肘之一便是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选择何种反垄断执法机构模式亦是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及其共性特点,应当说对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结合实际情况,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及高效性.     

中国反垄断经济学的研究进展

反垄断经济学是基于产业组织理论(或产业经济学)的一门应用经济学学科,同时也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中国的反垄断经济学研究中,反垄断执法原则、自然垄断、过度竞争、行政垄断等问题取得了较重要成果.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经济分析、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协调效率分析、反垄断与宏观经济运行、反垄断执法案例效果评估等问题是该学科需要进一步关注的研究重点.     

数据驱动经济背景下隐私风险的反垄断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价格不再是竞争分析的唯一维度,产品质量、服务等非价格维度出现在反垄断分析框架的视野内。如何应对数据驱动型并购所引发的隐私风险,是目前竞争执法机构在进行反垄断分析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文章考察大数据对竞争法的影响,就隐私保护是否应当纳入反垄断分析框架这一争议,梳理当前学界观点,并且分析国外竞争执法机构在数据驱动型并购案件中对该问题的态度与处理方式。通过对域外相关理论和执法现状的研究,就反垄断审查如何应对隐私风险问题尝试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法,并且分析了其可行性以及不足之处。     

论金融行业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管辖权配置

金融行业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反垄断管辖权冲突存在理论上的必然性.通过考察国外金融行业反垄断管辖权的配置模式,本文提出,影响管辖权配置的因素包括金融行业市场发展状况、行业产业政策、监管的成本与效益,以及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执法经验.结合我国金融行业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在金融行业宜采用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双重管辖模式,并应建立充分有效的协调机制.     

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比较等方法,通过与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英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比较以及美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并结合我国国情及现行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状况,希望从理论中和实践中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设置的"出路"。这条路应该是既合理、科学,又适合中国国情,与其他各国都不相同。     

专门反垄断执法机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选择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及其职责的合理配置直接影响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本文借鉴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探讨了我国设置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必要性。主张打破传统的行政机构的设置模式,遵循法定科学、权威独立、专业高效原则,建立一个拥有行政权、准立法权、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及原因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认为改革开放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周期呈现出波动性较弱、增长性和稳定性较强的特征。外部冲击是我国经济周期出现的初始原因,内部传导机制是我国经济周期具有内生性及持续性的原因。在分析外部冲击时,考察了对产出造成外部冲击的外生变量以及导致外生变量变动的实际因素。在分析内部传导机制时,利用乘数—加速数模型解释了我国经济周期的内生性及持续性,据此提出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趋缓的原因分析——基于世界经济周期的角度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相关性及不对称效应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与改革前相比稳定性提高了很多;通过对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协同性的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的协同性及同步性都十分显著;通过应用TARCH模型分析证明了世界经济周期的变动对中国经济周期具有缓冲效应,并且缓冲效应随着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是宏观经济稳定性提高的重要原因。     

分税制后经济波动与税收政策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经济波动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常态，经典的经济周期模式主要是根据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扩张和收缩的转变点等特征来刻画经济周期。近些年来，古典经济周期波动逐渐消失，增长型经济周期（保持正的增长水平，但水平高低出现周期变化）逐渐成为经济周期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核心。随着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和持续，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及职责权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建立一个独立的、高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非常必要,并且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及职责权限的合理确定是我国反垄断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财政政策对最终需求的非对称影响分析

本文在控制了货币政策变量、价格水平和产出的条件下,以工业增加值作为门限变量,利用T-SVAR模型研究了我国财政政策对最终需求的非对称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依据工业增加值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周期进行划分,且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政策对最终需求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鉴于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应区分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对最终需求变量的影响,并依据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施有差别的定向调控,以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     

计量工具在横向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应用——以美国Staple—Office Depot合并案为例

计量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使经济学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在反垄断执法中企业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审查等内容都离不开计量工具的支持。反垄断部门在对企业横向兼并进行审查控制时包括了定义相关市场的定义、评估兼并的价格效应和预测兼并可能带来的效率改进,其中所进行的每一步都会运用到计量经济学。文章对计量工具在反垄断审查中的应用进行归纳总结,取其一点以案例法强调计量工具的应用。以美国Staples—Office Depot合并案为例,介绍计量方法在横向兼并审查控制中的具体运用,总结得出中国反垄断执法需要在数据收集、人才培养、案例研究等方面继续加强。     

基于SVAR模型的我国产出缺口实证研究

利用1994年1季度至2012年2季度的GDP和CPI数据,应用基于长期约束的SVAR模型估算我国产出缺口,并进行了模型合理性和模型稳定性评价。实证研究表明,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需求冲击表现为周期性扰动;利用不同时期样本数据估算的我国产出缺口非常相近,SVAR模型稳定性较好;基于SVAR模型估算的我国产出缺口周期转折点与基准经济周期转折点基本保持一致,产出缺口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周期走势。总体看,SVAR模型能够较好地估算我国产出缺口。     

中国反垄断的体制障碍与法律衔接

反垄断执法面临的最大体制障碍在于行政垄断，而后者难以消除的主要原因在于政企不分、利益驱动和监管失效的存在。从经济规制的角度，文章认为：立法方面相互衔接、执法方面扩大职权是《反垄断法》能够有效实施、打破行政垄断的必要条件。     

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律规制研究

近年来,银行业垄断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意,对银行业垄断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反垄断立法在适用于银行业时尚存在相关市场界定模糊、多头执法及法律责任不完善等问题。界定相关市场,要注重确认并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设立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并与银监会分工协作;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刑事制裁制度,完善法律责任。     

反垄断政策有效性实证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反垄断政策在全球普遍实施,对其有效性的研究也迅速发展。本文总结和评述了用实证方法研究反垄断政策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研究尚无定论的情况下,实证研究结论对指导反垄断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促进社会福利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执法者的理性自利对消费者福利目标的异化—以美国司法部和FTC执行反垄断法为线索的历史考察

保护和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是反垄断立法与执法的根本目标所在。但由于公共执行机构出于自利动机，运用反垄断法进行利益寻租，致使反垄断法的执行结果严重偏离了其公益初衷，导致了对消费者福利目标的异化。只有明了执行机构在从事反垄断公务活动中同时追求自身利益，才有可能对此进行限制并相应地改革反垄断执法机构。     

关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思考

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经济和行政垄断,对经济和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反垄断立法.应借鉴国外经验,制定我国的反垄断法,以规范市场竞争,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