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地方税主体税种 完善地方税管理体制

地方税管理体制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地方税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的一种制度,它是税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在中央与地方间的不同划分及组合方式形成了地方税管理体制的不同模式。在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中,地方税管理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虽然确定了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但税权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央,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地区经济,也不符合分税制对于在中央与地方间合理划分税权的要求。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动态多阶段博弈模型

土地财政是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热点问题,然而学术界对其生成机制尚未有一致的结论。使用动态多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的土地收益函数与战略选择,揭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土地财政,既与我国的财政体制与税收结构有关,也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变化以及地方政府的目标构成密切相关。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创新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加大违法征地的惩罚力度,加强土地管理工作,是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关键。     

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以资金筹集为主要分析对象

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筹资困难,公益事业举步维艰。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意图,“一事一议”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但调查显示,群众自愿有它的积极意义,也有其限度,群众自愿并不必然带来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根本问题是国家政策的取向问题,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国家政策,基本上都是农民本位取向,但问题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和农民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乡村两级组织,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村庄公共物品需要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村庄来共同提供。所以,新农村建设要注意发挥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两级组织的积极性。     

地方利益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及对策

地方政府是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同时，作为中央政策执行者，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独立于中央政府公共利益的自身利益，并表现为多种利益形式。地方政府利益的存在无疑会给中央政策的执行带来较大的影响，政策“擦边球”就是地方利益影响中央政策执行的典型表现形式，为了保证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就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消除利益主体行为给政策执行造成的消极影响。     

1946—1948年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北平地方政府物价调控矛盾初探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北平重新归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系,但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却相当微妙。这种微妙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北平的经济生活与高物价的调控。其中特别是经费的拨给与使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执行、物资"禁"与"放"、外汇放开与物资管制四方面的矛盾尤其显得突出,政府治理本身的利弊得失在客观上也使得北平物价形势进一步高涨。     

明代海州地区学校教育发展动因探析

明代海州本州及其辖下赣榆县内教育兴盛,不仅建有州县官学,也有社学、书院等基层教育机构。明代海州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代基础之上,但又与明代中央兴学的教育政策指引,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积极倡导,地方官员、士绅的资助以及普通百姓的支持密不可分。     

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研究

转移支付制度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我国经分税制改革而建立、完善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业已实施了近20年,在发挥一系列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挑战。文章以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实践的兴起为出发点,总结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实践特点,结合目前对我国现有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质疑,提出了完善我国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宋朝财政危机与地方行政关系研究——基于人户逃移政策的执行分析

通过分析宋朝地方政府执行人户逃移政策的情况,认为宋朝日益加重的财政危机直接影响了宋朝中央与地方财政的调配体制和地方官员的考课标准,使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人户逃移政策时受到影响。由于更多地考虑赋税上供和本级地方财政的需要,因此造成了实际执行情况与政策制定初衷相背离,出现了诸多弊端,降低了行政效率。     

宏观调控中的中央与地方博弈分析——以2004年～2008年河北钢铁产业调整中的主体行为为例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会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钢铁产业是我国上一轮紧缩性调控的重点产业之一,调控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也表现得较为突出。河北省是我国的钢铁大省,同时也存在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雷同、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众多民营中小钢厂遍地开花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中央钢铁产业调整的重点地区。通过分析2004年～2008年河北钢铁调控过程中的中央和地方博弈,可以得出:中央行政性的调控会遇到地方政府和企业较为严重的抵制;中央调控政策并不一定符合经济实际,地方政府和企业更能感受到经济环境和产业形势的变化;行政的手段远不如市场的手段更能够有效的调节企业的投资行为。     

产能过剩中的政府干预因素分析

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现有文献注意到了政府干预对于产能过剩形成的重要作用,但相关的分析对其作用机制关注不足,政策建议有失偏颇.本文对政府干预在产能过剩的“形成”及“维续”两阶段的作用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认为政府在干预目标、干预方式、干预结果调整方面存在问题,诱发产能形成,而受限的地方改革和中央调控手段使得产能过剩得以维续.     

省级政府财税体制弊端及改革

省级政府是执行国家财税政策的主要环节，也是制定区域财税政策的行政主体。但省级政府的行政体制、财政关系、会计制度、税制改革、财力测算等方面存在一些弊端。该文通过分析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中央和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加强省级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分配型政策特征与执行--基于社区教育地方财政经费安排的研究

本文应用Lowi政策类型理论中的"分配型政策"框架,以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中地方财政经费安排为案例,发现社区教育政策具有典型的分配型政策特征。教育部出台的政策文件明确地方的财政经费主体责任,并且没有提供中央和省级的财政出资或补助。这种政策制定者和出资者分离的财政安排,容易出现政策执行中经费供应不足情况。教育部统计的2014年社区教育经费数据,以及相应地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经费投入的比较,充分反映了社区教育经费没有实现文件要求的"列入到经常性财政开支"目标,投入不足的情况比较严重。这可以从分配型政策强制力不足的特征进行解释:社区教育政策在执行手段和基层执行中强制力都不足,在缺乏足够的执行手段、监督手段、激励和惩罚制度安排下,社区教育在基层中执行就容易因地而异,甚至陷入选择性执行、应付式执行等困境。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分析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央开始收紧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开始显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治理主体不清、公益性强、经营周期长、融资途径单一。应借鉴COSO-ERM整体风险管理框架,采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控制战略风险、形成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和建立财务预警机制等措施来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     

中央与地方政府自主创新行为的博弈与合作

国家自主创新战略实施进度和效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和合作态度。通过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就自主创新实施中动态博弈分析指出：分权化改革背景下形成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目标取向和行动上的差异加剧了政策博弈,结果给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造成了阻力。中央与地方政府自主创新行为的合作则必须协调、明确各级政府自主创新战略的具体职责;重塑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构建激励相容、利益均衡的合作机制。     

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研究

选取5 30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效率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发现:不但中央企业与地方国企的人力资源营运能力高于民营企业,而且其税收负担也显著高于民营企业,静态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亦是如此;虽然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动态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在下降,但仍显著高于民营企业。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竞争性的融资体系与风险化解

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是要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始终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方向,处理好促发展和保稳定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又要加强监管,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只要决策层推进金融市场深层次改革的决心能够在政策执行层面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则构筑竞争性金融市场体系前景可期。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地方公债发行探讨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地方公债发行空前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地方公债是为巩固新生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而采取的重要财政政策措施,它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各项地方公债对于缓解革命政府财政危机的作用是有限的.多数地方公债发行结果与预期目标相距甚远,其原因有中央停止地方公债发行的政策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经济尚欠发达的经济因素,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政府公债信用尚未确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发行,为应对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和借鉴.     

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正确执行中央政策

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利益,利益关系成为影响中央政策执行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地方经济增长问题上。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与利益集团联盟,在经济上为GDP进行竞争,在政治上为晋升而竞争,无法完全执行中央政策。有必要从制度上创新,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集权与分权:基于中央政府的财政体制变迁分析

集权还是分权或如何集权和分权,是厘清财政体制改革思路和确定未来财政体制改革方向需要讨论的焦点。自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经历了包干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两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以利益诱导为主要手段的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的改革都有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财政包干制的制度特征决定了其具有中央政府难以控制的交易成本,并具有成本递增机制。分税制是一种长期的合理制度安排,但其成本机制也确实阻碍了中央和地方理想收益目标的实现。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方向,是在坚持分税制分权化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下,通过改进分税制的具体制度设计来使更多的外部收入内部化,并须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级行政和奠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规则的宪法基础为基本条件。     

试论地方预算自主权

地方预算自主权的缺失已成为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最大障碍,也是目前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取消审议下级地方总预算,简化预算审批程序;增加地方收入自主权;限制无经费指令和法定支出,减少按上级政府意愿强加给地方政府的标准;密切政策与预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