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效率及影响因素

基于1996—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效率及影响出口贸易的非效率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出口效率得到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贸易双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和人口规模的增长;此外,针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潜力,对贸易阻力非效率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研究——基于2001—2013年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互动日益频繁，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六个地区，通过增加值贸易核算分析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发展前景向好；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存在地区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以竞争性贸易为主，与东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以互补性贸易为主，而与南亚、中亚地区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均较为明显；整体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和服装、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等工业制品，而“一带一路”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则差异较大。应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贸易关系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加强货物贸易合作的同时开拓服务贸易合作新领域；要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通过优惠的贸易制度安排构建互惠互利的多赢贸易关系。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

采用1999—2014年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7个地区，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类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其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主要在于“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竞争性合作和产业内贸易；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通讯业”“版税和许可证费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业”和“政府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中国对海上新丝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来源分析——基于CMS模型的需求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分解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采用2001—2015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3个国家出口前十类商品的出口数据，运用CMS模型进行分航段（东南亚航段、南亚及波斯湾航段、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段）和分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出口增长来源分解，分析表明：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品竞争力效应占主导地位但贡献度出现下降，市场需求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而商品结构效应阻碍出口但作用微弱。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国需求结构存在供需错位，一定程度抑制了出口增长。应在培育主要出口产品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LMDI因素分解方法分析出口贸易的规模变化、结构变化与国内增加值率变化对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呈现明显增长现象,出口规模扩大是推动中国出口行业增加值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增加值率变动均产生了负面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基于“五通”机制的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匹配多个数据库收集了192个国家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该结果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在影响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机制促进,且其对总效应贡献率分别达到55.435%、24.793%、8.664%和7.452%,民心相通机制暂未发挥应有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区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地表现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的国家;就产品而言,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修正的F-W模型分析互联网推动出口增长的作用,并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就1999~2014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在降低国际贸易固定成本的同时,也会降低贸易的变动成本;互联网发展差距的缩小、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克服贸易基础设施落后、市场间地理距离远等传统对外贸易障碍;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一定制约。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其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差距,是提高中国与有关伙伴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推进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因素识别及实现路径研究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是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由之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融合LMDI分解法和计量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能源强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国别增长结构抑制了整体能源强度的降低；(2)沿线国家能源相对价格的提高在整体上降低了国家能源强度水平，且存在区域禀赋差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能源进口国家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更显著；(3)空间互动方面，能源相对价格提高在降低本国能源强度的同时会提升邻国能源强度；(4)数字化水平调节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     

比较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道国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视角,实证检验东道国市场规模、政府治理、资源禀赋和金融资本等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与其他类型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建议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分析和预警,国内企业之间则应进行相应的沟通和协调.     

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经验分析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持续增长,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经济呈现低迷增长之势,给各国经济稳定性带来了不利影响,使部分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增加。基于此,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偿还能力与潜在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两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发现沿线部分国家存在社会整体对外举债规模过大、经济对外债依赖程度过高等问题,并提出我国需要构建沿线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评级预警系统,积极利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等防范措施。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上市企业“走出去”

本文基于2014年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以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一带一路”政策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升了参与企业的出口意愿和出口深度，这种积极作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水平实现，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外向型节点城市、民营产权以及配套性支持产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企业的国内业务发展和邻近地区企业的出口活动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改善和就业规模扩张。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GVC分工特征及贸易互补性研究

通过对"金砖国家"全球价值链长度的测算与分解,从垂直生产结构视角探讨了2000～2014年"金砖国家" 56个行业相关产品生产所需阶段数目的变迁。继而,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借鉴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国际比较,探讨了"金砖国家" 56个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现状与国际地位差异。借助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以明确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强弱。研究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长度与增加值出口规模均居"金砖国家"之首,"金砖国家"共有19个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为接近,但对于多数行业而言,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存有一定差异。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极为广阔。     

中国服务业出口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增加值分解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服务业出口中有一定比例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官方贸易统计数据不仅存在“统计幻象”,还可能会误导贸易政策。利用总贸易核算法对中国服务业出口APEC①经济体的增加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隐含在最终品中的增加值减少,被直接进口国用于生产出口品的中间品占比增加,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服务业出口的国别分布呈现出“一头独大”趋势,作为主要出口地的美国占比从1995年的1659%上升至2011年的3441%;服务业出口APEC经济体的结构已经实现了由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主要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数据为样本,对中国的投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首先,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空间相关性显著。其次,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分为暴力型与平和型,实证结果发现暴力型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而平和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进一步发现具体地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一带一路”背景下亚欧品牌在华本土化策略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加快了中国与亚欧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日益频繁,机遇与挑战也随之而来。亚欧沿线国家品牌在华经营,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跨国界的文化差异造成了营销困境与障碍。本文阐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亚欧沿线国家外贸现状,探讨了亚欧沿线国家在华经营问题与实施本土化策略动因,最后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特点与消费者需求等等因素,对在华经营的亚欧国家品牌提出相应的本土化策略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比较及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状况差异显著，劳动力资源大国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也持续缩小；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劳动力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质量和技能水平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各国人力资本增长而提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不一，但国际贸易增长、对外投资扩张和人口跨国流动也为劳动力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方面优劣势并存，应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