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投资对家庭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将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方法结合使用,以家庭为单位研究金融风险投资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短期内,金融风险投资可以显著提升家庭幸福感,但在长期内,金融风险投资并不能带来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同时创新性地从收入效应和风险效应两个角度对其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发现在收入增长率较高、持有低风险投资态度的家庭,其金融风险投资可以显著提升家庭幸福感.此外,金融风险投资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在城乡差异、婚姻状态和性别上表现出异质性.因此,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根据家庭特征差异量身定制金融投资产品促使更多家庭参与投资,将对促进中国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养老计划——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养老计划在规避养老风险,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水平对养老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对养老计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具有稳健性;教育水平与养老计划之间的关系受到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与风险中性相比,风险规避降低了教育水平对养老计划的正向影响;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金融素养,对个人制定养老计划具有促进作用.个人应该努力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增强自身的财务知识和金融素养,积极制定养老计划;政府应该提供收益高、有保障的金融产品,并为居民购买保险、参与股票、债券投资等提供咨询服务;建立和完善公共养老金、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等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老龄化与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微观分析视角

利用２０１１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老龄化对居民投资决策的影响,描述性统计表明较之中青年居民,老龄居民的投资渠道逐步趋于单一化,其资产选择更倾向于安全资产,银行存款是其主要投资渠道。实证研究发现：更高程度的老龄人口比显著减弱了家庭对风险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基金市场）的参与倾向;随着年龄的递增,老龄居民对股票、基金以及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逐步降低,其显著性逐步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以老龄人口比和老龄居民年龄阶段虚拟变量反映的家庭老龄化水平,对居民风险资产投资深度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老龄居民不仅更少可能涉足风险资本市场,而且即便进入市场其参与程度也更低。     

金融知识促进了“以房创业”吗——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重点研究金融知识对利用自有房产进行生产经营的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利用自有房产进行创业。通货膨胀知识和投资风险认知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的自有房产创业参与，而利率知识却对其有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不显著。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低学历水平和低财富水平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地区利用自有房产创业的概率显著低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也低于中部但系数不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知识会促进家庭财富积累而缓解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抑制。金融知识水平提高可以增强家庭的风险偏好，从而降低传统风险规避意识对创业的抑制作用。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困境的现状下，金融知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大大提高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信贷约束对企业家才能的实现。     

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的影响——基于家庭金融脆弱性视角

提高居民家庭的抗风险韧性、降低其金融脆弱性是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部分替代熟人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实现对家庭风险的分担，且数字金融发展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功能的影响机制包括：推动家庭使用数字金融形成借贷行为挤出社会关系网络借贷，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需求；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以积累审慎性储蓄增强其抗风险能力；促进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实现重大风险转移以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黏性。相比数字金融覆盖的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的替代作用更强；对农村和户主有外出生活或工作经历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与社会关系网络在分担家庭风险时存在互补关系，否则表现出替代关系。本研究有助于了解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家庭风险分担渠道的变化，并帮助脆弱性家庭提高抗风险能力。     

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吗？

金融科技以金融业的科技创新为桥梁,通过改善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效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最终助力实体经济。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选择2003—2016年除金融业、房地产业外的上市公司样本代表实体经济企业,采用投资效率模型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探讨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呈“U”型关系,即金融科技在发展初期会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在加以金融监管配合后的后期将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当前,中国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处于“U”型的上升阶段,即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投资效率正逐步得以实现。     

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

在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日益提高、而居民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现实背景下以及鼓励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下,研究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和金融知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提高了财产性收入,即金融发展对财产性收入具有增长效应;而金融知识对上述增长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从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多.通过对人力资本水平、家庭风险偏好以及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风险偏好较高的家庭以及城镇家庭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高,金融知识的调节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应重视向大众普及基础的金融知识,这有利于促进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提高财产性收入.     

金融危机下家庭金融投资及其风险规避

本文从我国家庭金融投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入手,指出投资主体的行为不规范、对市场认识程度不合理,以及我国金融体制不健全等都是目前我国家庭金融投资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通过分析影响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因素,总结出如何进行投资风险规避的方法,以应对金融危机之下我国居民家庭金融投资中的不足,以期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居民风险态度与社会保险参与:来自CHFS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居民特征的异质性出发,系统地分析了两个问题: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居民风险态度对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从个体基本差异、资产、家庭规模、背景风险、安全因素、金融市场了解程度、幸福因素、流动性约束、地区因素、经济信息因素等方面对居民的风险态度进行了分析,特别是首次考察了安全因素、幸福因素和经济信息因素对居民风险态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有安全防范意识、认为社会治安较好、幸福感较强、关注经济信息以及信息来源渠道较多的居民为风险偏好者的概率较大。风险偏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与的可能性呈负相关,与失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而风险厌恶则有着相反的影响。     

家庭金融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同时金融市场不断创新,为家庭金融投资提供了全新的契机,但是家庭金融投资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依据探索性因子构建家庭金融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并以经济状况、行为特征、投资心理以及资产结构等为切入点,对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旨在能够明确掌握不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的因素,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家庭金融债务风险的衡量与防范

中国家庭受传统消费观念影响,社会负债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资产配置趋向多样化,同时受信贷市场快速发展和超前消费理念的影响,家庭负债规模持续增长,家庭负债成为家庭金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合理的家庭金融债务能够促进家庭消费,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过高的家庭债务则可能成为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家庭金融债务风险研究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分析家庭金融债务的现状,通过拟定衡量指标和评价标准对家庭金融债务风险进行估计,并就如何应对家庭金融债务风险提出多方面建议。     

新时代大学生互联网金融投资动因实证研究——基于江苏5所高校的问卷调查

通过构建包括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和从众性等维度的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303位样本大学生的互联网金融投资动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投资动因主要包括风险收益因子、从众心理因子和投资策略因子;(2)根据影响权重分析,风险收益因子影响最大,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也会影响大学生的投资行为,而投资策略有待提高;(3)投资不同互联网金融业态产品的大学生,其动因具有异质性。大学生要掌握互联网金融投资策略,高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互联网金融教育并纠正投资动因偏差,政府部门要完善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长效机制。     

金融创新效应:互联网金融的宏观效率研究

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改变了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配置方式,可以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的融通功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微观主体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出发,构建一个金融创新冲击的均衡理论模型,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市场产生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的月度面板数据,分别从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金融创新对消费市场、投资市场以及经济总产出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创新通过融资效率提高使得市场利率下降,间接有助于社会投资、消费增长而促进整个经济增长。针对互联网金融创新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提出相应的监管对策以引导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类金融”融资模式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以沪深两市家电上市公司为例

[目的/意义]随着融资模式的多元化, 通过"账期"低成本占用各方资金的"类金融"融资方式成为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这种新型融资方式通过影响企业资金流来影响其投资效率。本研究有助于度量"类金融"模式下债务来源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 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方法/过程]利用我国2011-2015年家电上市公司相关数据, 运用残差模型和效率模型, 研究"类金融"融资企业无息负债与有息负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结论/结果]结果表明:"类金融"融资企业无息负债明显高于有息负债; 企业无息负债与投资效率正相关, 企业无息负债既可以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 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不足, 有利于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充分发挥; 有息负债则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 未能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运用帕加诺(Marco Pagano)的简单内生增长模型(Pagano,1993),分析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两个主要的因子———投资总量和投资效率两个方面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在对金融发展指标体系的分析基础上,将研究金融深化指标(M2/GDP)、反映金融结构的指标证券总市场与GDP比率(S/GDP)、资产配置效率指标PRIVATE、以及资产价格指标实际利率RR与储蓄投资转化率、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效率指标(GDPt-GDPt-1)/It,经济增长指标人均GDP增长率(GPGDP)。     

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总量和结构的各种因素,并计算分析我国1992-2005年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状况以及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由于受到了财产总量,家庭风险,金融意识和金融发展的约束,我国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然是以储蓄存款为主,风险性资产投资比重很低.     

运用金融衍生品对冲保险资金投资风险的分析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金融衍生产品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的工具已逐渐被金融机构认可并运用。当前我国保险公司投资主要面临利率风险、权益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应适当地使用金融衍生品来对冲这些风险。本文通过对我国保险资金投资现状分析发现,我国保险公司对金融衍生品的运用相对较少,从而提出一些运用金融衍生品对冲风险的策略,并以保险资金投资十年期国债期货为例,运用VAR模型分析其面临的风险大小,最后建议提高保险资金投资金融衍生品的比例,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且对投资风险实行动态管理,使得金融衍生品更好地促进保险资金投资。     

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与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分析

沿着“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的思路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结果显示：（１）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但预算软约束弱化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实际作用。（２）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途径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不显著。（３）预算软约束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带来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由于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也难以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因此,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必须同时从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硬化预算约束两方面着手。     

金融效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个内生增长模型的解释

用金融发展规模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多局限性,所以很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选择金融效率来替代。但学者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构建模型分析金融效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导致其实证结论缺乏理论支撑。因此,在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人为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金融中介影响资产定价的初步探讨

经济学家在研究资产定价时往往假设投资者直接投资于金融市场 ,这一假设符合资产定价理论发展初期的金融市场。随着金融市场上投资主体的机构化趋势 ,金融中介实际上已经成为影响资产定价的投资主体。本文在对资产定价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介绍后 ,分析金融中介所存在的风险偏好不一致和羊群效应 ,并尝试着将其纳入资产定价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 ,尝试从金融中介的角度对金融泡沫和部分异象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