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cal Process: Nature of Incomplete Contract, Causes and Trends

财政过程是一个不同产权形态转化的过程,财政制度变迁是财政过程产权转化合约进行调整的集中体现.财政过程产权转化不完全合约属性决定于参与方力量的不均衡甚至地位的不平等,第三方实施机制的不完善甚至不存在,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合约履行中的测度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财政制度变迁由不完全性合约逐渐向完全合约演化,走向财政主体地位平等化、影响范围扩大化、内容明细化、形式规范化.     

中国近现代财政转型的脉络剖析

近现代以来,中国财政转型经历了帝国财政崩溃、全能财政试验与宪政财政建设三次大变迁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我国的帝国财政制度走向瓦解,民国时期试图进行变革但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进行了全能财政的试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宪政化改革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深化财政改革的进程中,需要持续滤去帝国财政的毒素,通过完善宪政财政程序以推进财政公共化,提高财政制度的长期效率。     

财政分权的产权理论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很多国家实行或深化了财政分权制度,但是相关定量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完全符合提高财政支出效益与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预期。财政分权在实质上是产权调整与再配置的过程,因而借助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对财政分权进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财政分权的制度取向是"还权于民"、"主权归民"和"民权共享",相关权利的重新配置将会决定财政分权的帕累托改进效果。同时也启示了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取向:在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优化现代化财政制度供给的基本框架。     

财政模式转化中财政监督理念与方式的转变

财政模式的转化是指我国由过去无所不包、无所不揽的国家财政模式转向公共财政模式。在构建公共财政模式过程中财政监督将处于什么地位，在新体制下如何改进财政监督管理工作等，已成为目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集权与分权:基于中央政府的财政体制变迁分析

集权还是分权或如何集权和分权,是厘清财政体制改革思路和确定未来财政体制改革方向需要讨论的焦点。自上世纪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经历了包干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两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以利益诱导为主要手段的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的改革都有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财政包干制的制度特征决定了其具有中央政府难以控制的交易成本,并具有成本递增机制。分税制是一种长期的合理制度安排,但其成本机制也确实阻碍了中央和地方理想收益目标的实现。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方向,是在坚持分税制分权化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下,通过改进分税制的具体制度设计来使更多的外部收入内部化,并须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级行政和奠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规则的宪法基础为基本条件。     

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判断及绩效评价

从传统体制下的单一分配形式到转型期的多元格局并存，这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其影响因素包括：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因素；产权因素、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基础；市场化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但是我国目前基于机会和条件的不平等而产生的收入差别既违背了公平原则，又不符合效率原则。完善分配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论财政的公共性及其演进

公共性是财政的一般属性.财政公共性,具有公共指向性,时空依赖性,整体性下的层次性等特征,其演进必须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财政演进中,财政公共性与私人性的边界趋于明晰,涉及的项目增加、范围扩大.我国财政改革中,应顺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财政公共性的要求,着力推进财政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完全合约的建立.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变迁及其发展趋势分析

在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缺少制度框架对各级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制度变迁的法制化程度不高，财政分权和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之间隐藏着尖锐的矛盾，且财政分权制度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财政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包括：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应通过立法相对固定；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的设计必须和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相一致；应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实行预算硬约束，并调节好财政分权和行政集权之间的矛盾；在财政纵向分权的同时。横向财权必须高度集中。     

人力资本产权的引入与国企的制度创新

人力资本产权既是人力资本主体与其他经济主体相互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制约经济主体行使权利的一种规则。国有企业内的人力资本应该同物质资本具有平等的产权地位。当国有企业引入人力资本产权、把国有企业看成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特别合约时，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文化也进行了制度创新，从而大大节约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未来国企改革的方向应是在国有企业内部引入人力资本产权，推广年薪制、股票期权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收益分配制度。     

中国预算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现今改革

中国的预算制度,自产生以后,经历了多次变迁。透视变迁历史过程,可以得到许多教益,开拓现今预算制度的改革思路。一、中国预算制度产生的时代中国预算制度产生于何时?财政理论界的看法不一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夏代论。     

基于市场契约城市社区物业纠纷的经济学解释及其预防机制构建

城市社区物业纠纷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市场交换活动,实质是一种市场契约的缔结、达成过程,二者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市场契约关系。城市社区物业纠纷的经济学解释是,物业公司与业主市场契约缔结、达成过程中,双方实际市场地位不对等,物业公司强势垄断,业主缺乏投票选择权,政府隐形价格规制与物业公司形成利益同盟,业主集体维权遭遇"搭便车"。构建城市社区物业纠纷预防机制,从源头上防范物业纠纷发生,必须通过立法赋予业主更多权利,健全物业公司退出机制,建立业主集体维权激励机制,完善市场契约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才能实现城市社区和谐、稳定。     

构建我国纳税人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

纳税人诉讼制度是公民财政监督权的具体体现，是实现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重要途径。文章逐次分析了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法学基础，指出“税收契约”、“税收价格”和“．税收债权债务理论’’都是纳税人诉讼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而宪法中关于人民主权、财产权、监督权的规定是纳税人诉讼得以建立的直接依据。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探讨

建国以来,我国经历四次大的土地制度变革,形成了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目前这一农村土地制度大体上适应了现阶段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但也存在着产权不清晰、权能不完整、流转不顺畅、法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对此,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在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制度.     

失地农民权利保障视角下的农地产权制度研究

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民在土地被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中,被迫失去原来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就业机会。当前的法律法规对于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社会状况,因此,有必要对农地产权制度的规定及其缺陷进行分析,从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入手,改善农地承包关系,更妥善地解决当前中国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问题。     

破解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困局——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

当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步履维艰,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制度安排的匮乏。因此,为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亟须拓展必要的制度创新。而契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前沿成果,无疑有助于揭开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本质,并在一定意义上为未来气候变化制度安排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旨趣。对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应强化对程序性事项的考量,在碳排放的制度设计中密切关注产权安排;同时,在有效防范制度设计对中国套牢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多地拓展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剩余控制权。     

“集体”农地、农民税权、福利与乡村自治：基于公民权的考察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一直在“集体所有-私有”之间展开争论,其实契约性集体与身份性“集体”的区别远远大于个人与集体之别,如果是契约性的,那么村集体对上可以制约官权、对下可以保障农民个人权益;如果是身份性的,那么“村集体”就是对下制约民权、对上依附官权的国家权力末梢,很可能形成先用强权“化（民）私为公”、再用强权“化公为（官）私”的中转站,最终不管是农民个人利益还是真正的村集体利益,都成为权力刀俎上的鱼肉。目前的体制下,不管是中央“放任”地方的“土地协议批租制”,还是中央“管制”地方的“土地公开拍卖制”,首先都要以“权利制约权力（不管是中央政府权力还是地方政府权力）”为前提,否则只会陷入“国进民退-国退民退官进”的传统怪圈。农业税废除以后,政府对农民的索取仍然超过市民、而对农民的保护仍然弱于市民,以后改革的方向也不仅仅是让农民向“市民”看齐,更重要的是农民应该与“市民”一起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在“无公开不支付”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体化。要求地权属于农民的消极权利,要求社保属于农民的积极权利,不管是“用土地替代社保”还是“以土地‘交换’社保”,本质上都是对上述两种公民权利的侵犯。即使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撑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优先考虑城市人,最后考虑农民”的做法也是不能被任何现代文明所容许的。目前乡村内生性的自组织资源极度缺乏,原子化的农户在与组织化的其他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方。要走出这种困境,首先就应该尊重农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论是血缘化、伦理性的宗族权利,     

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践挑战及推进建议

通过减少财政层级、变革省-市-县政府间财政关系,我国目前实行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意在消除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县乡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和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等市管县体制弊端。我国省直管县财政改革面临的实践挑战,与财政省直管县仅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中间过渡阶段的特点密切相关,根本上是由降低改革阻力、维持市管县体制前提下仅触动省-市-县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方略决定的。因此,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必然要求适时推进全面、彻底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提高省直管县改革指导精神的效力层次,直面政府间职责、事权、财权规范化难题,致力于遵循中央、省和市县（市）级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和财力合理配置这一主线。建立政府间财力与事权匹配体制,应对市级政府干部的利益阻力、提高省级政府调控和监管能力、规范政府间事权财权关系等问题。     

契约性质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在探讨企业契约性质时,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契约的不完全性及其对企业契约形式的影响:企业是关系契约和隐性契约的结合体;不完全契约同时影响着企业契约的当事人的行为,这就使企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机制,都必须注重能够促进契约当事人相互合作的社会资本的作用。     

财政缺口背景下我国财政可持续研究——兼论房产税改革的目标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回落,而财政支出仍保持较快增长,财政收支压力开始逐步显现,这从侧面反映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 表象之下的症结主要在于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与经济新常态发展的不适应,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现代税收制度成为了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财政可持续的"发展性"和"公共性"双重要求来看,推进我国房产税改革,不应以调节居民贫富差距或建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作为单一的主要目标. 而是必须同步推进,将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与公共教育等财政支出挂钩,以市场化机制激励地方财政努力、优化财政收支结构,促进政府部门回归公共服务本位.     

市场秩序的理论范式、制度基础和实施机制

市场秩序是指市场运行的规则及对规则的遵从。市场秩序有两种理论范式：竞争范式和制度范式。二者分别提出了各自的规则体系及重点。当前有必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加强市场秩序的制度基础建设。市场秩序的制度基础是产权和契约,产权和契约之间的协调机制应围绕适应契约交易需要的产权制度有效性来展开,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有效竞争的基础。市场秩序的实施机制包括对规则认同的自我实施和第三方即政府的强制实施,后者是前者的成文化、正式化。竞争、产权、契约和政府是构成市场秩序的四个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