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经济水平下我国省域产业结构演变实证研究——基于1990—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而经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变量结构为三次产业的结构,研究产业结构的变迁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1990—2009年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把我国省域分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按不同类型地区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变迁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类型地区的产业产出结构及产业就业结构的变迁轨迹,为我国省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持。     

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基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环渤海经济圈为例,首先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从劳动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其次分析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结构效应矩阵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表明：与第三产业不同,环渤海经济圈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并不显著;结构变迁效应对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更多的是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近代云南外资的输入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近代云南地区外资的输入，客观上缓解了资金不足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但同时也应看到的是,由于外资属性的不同和其产业分布的不同，又使外资输入对近代云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呈现多面性。今天，面对西部大开发的背景和两个转变的战略决策，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理论，而且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现实。     

我国省际高技术产业同构性的网络结构特征研究

基于2007—2016年我国省际高技术产业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我国高技术产业同构性的网络特征。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高技术产业结构存在网络同构性,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系数呈现波动上升,网络紧密性有所增加,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下降,网络结构仍处在不稳定状态。第二,重要"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的控制程度弱化;山西、内蒙古及浙江等地区分别作为中西部和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结构变动的"主导者";北京、天津、广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远离高技术产业同构性网络中心。第三,网络中省份可以划分为四类凝集子群,即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及部分东部欠发达地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最优产业结构网络构建,需要从"全国一盘棋"思维出发,精准把握高技术产业结构调控重点省份,完善省域间利益协调机制。     

产业结构转化的增长与就业效应——基于我国四大经济区域的经验研究

产业结构转化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化正处于不同阶段,这反映了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作用。长期以来,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制约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使我国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具有了独立的特征。不过,这种状况正在逐步减弱,产业结构转化对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基于云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云南省16个地州1995～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云南省经济增长中结构变迁的特征、各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各地州市地区差异对其人均GDP影响很明显，且各地区人均GDP存在着显著不同，同时各地州市三次产业的差异也很大。基于三次产业对人均GDP的增长的拉动程度不同，云南省的产业发展应根据各自的产业弹性安排各自优势发展产业。     

城镇化建设对产业结构及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研究

当今城镇化已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市场结构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城镇化如何对产业结构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并以我国1994年至2014年的经济面板数据为例,分析它们之间影响的动态过程。     

我国的产业同构问题浅析

产业结构“同构化”是指在各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不断出现和增强的区域间结构的高度相似趋势。这种产业结构相似性的增强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严重影响着经济发展。我国产业同构问题一直比较严重,对我国经济影响比较大。正确看待产业同构问题,找出解决产业同构问题的措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台湾地区对外贸易与产业经济的历史发展

台湾地区在近四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对外贸易占了整个经济发展极重要的地位,虽然随着经济的成长与产业结构的变迁,在对外贸易的种类与数量有不同的变化,但是整个经济还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结构,从台湾的历史发展来检视台湾对外贸易的变化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区域与产业经济研究者一个参考的依据.     

产业结构变迁下的北京市就业结构研究——基于1995-2014年经验的分析

北京市和全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迁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其变迁过程表现出明显不同,因此,运用经典理论进行经济增长和就业关系的研究需要根据实际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第三产业在就业问题中的重要性,同时在首都功能重新定位的条件下,第二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将对就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面板数据检验的山东样本

产业结构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测度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并不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有关经济区域战略的实施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效果。本文认为,现阶段不应单纯追求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政府应该更多地注重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合理化配置,在制定有关区域政策时,应尽量避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河南省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集聚作为一种很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当今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的经济现象。在经济全球化激烈竞争的这一背景下,农业必须同其他产业一样依附科技与产业结构调整加以应对。本文以河南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的现状和发展为研究对象,以产业集聚发展理论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河南省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的现状,并通过实证分析明确河南省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的比较优势与阻碍因素,从而提出政策性建议。     

经济发展阶段、结构变迁与资源诅咒

为了解释资源诅咒原理在现实中表现的不一致性,将经济发展阶段因素引入以构建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的逻辑结论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初级产品贸易促进经济结构的非农化变迁,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源福祉;而在工业化初期之后,丰富的自然资源则通过“荷兰病”等机制阻碍经济结构变迁,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表现为资源福祉,而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则遭遇资源诅咒,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框架的逻辑是一致的。通过对经济结构的动态监测,可以将对资源诅咒的事后监测转变为过程监测,以利于采取相应项措施避免资源诅咒;政府应致力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资源丰富区域在资源福祉期应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做好准备。     

台湾地区对外贸易与产业经济的历史发展

台湾地区在近四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对外贸易占了整个经济发展极重要的地位，虽然随着经济的成长与产业结构的变迁，在对外贸易的种类与数量有不同的变化，但是整个经济还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结构，从台湾的历史发展来检视台湾对外贸易的变化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区域与产业经济研究者一个参考的依据。     

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科技金融活动研究

采用Moran's I指数和Lisa指数来考察中国科技金融产业活动的空间互动以及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科技金融产业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扩张性政策刺激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地区的科技金融产业集聚效应;扩张性政策刺激对广东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各地政府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时,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优化科技金融体系,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省域科技金融产业的集聚与发展.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

文章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利用197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区域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中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程度“虚高度化”现象。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当前,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相对重要性却在不断提升;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本文根据2002~2012年中国30个省份六大产业的产值与能源消耗数据,设计了基于Moore值的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升级的测度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十年来,地区产业结构跨期变迁具有整体平稳且幅度较小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时段波动和一定的地区差异性;产业结构的变迁升级,确实发挥了促进能源强度下降的显著结构效应。因此,本文认为,从经济与能源持续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强度优化目标具有战略一致性和可行性,而且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作为能源强度优化的中间目标予以宏观调控。     

省域经济双循环的结构演变及其增长效应——基于IRIOT-MRIO表的双元四循环分解

作为国家的一个地区,省域的经济循环存在省域内、国家和全球三层地理边界,仅进行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分解不能很好地反映其与国内其他省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因而有必要对省域经济循环进行更细致的结构分解,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研究。本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上,根据是否有其他省域参与循环引入单省域多省域双循环,进而对省域经济进行双元四循环的结构分解：单省域参与的国内循环为省内循环,多省域参与的国内循环为省际循环,单省域参与的国际循环为简单国际循环,多省域参与的国际循环为复杂国际循环。基于此,通过构建MRIO-IRIOT表测算出2012、2015、2017年30个样本省域16个行业4种经济循环的产出,用各经济循环的强度（产出占比）来刻画循环结构,并对省域不同行业的循环强度按产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域各经济循环强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各省域经济的循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并具有不同的演变趋势;总体上看,循环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省内循环、省际循环、复杂国际循环、简单国际循环,呈现出“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的发展格局,并具有“国内循环增强、国际循环减弱”的发展态势。进一步考察行业层面的4种经济循环强度变化对行业总产出增长的影响,分析发现：2012年后,4种经济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为省际循环、复杂国际循环、省内循环、简单国际循环,表明循环结构沿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方向演进,并具有“多省域循环增强、单省域循环减弱,省际循环增强、简单国际循环减弱”的优化趋势;省际循环与复杂国际循环相互强化的效应显著,因而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有效路径之一。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省域经济的双元四循环分解拓展和深化了双循环结构的量化分析,从动态角度研究循环结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深入认识不同循环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作用的检验则有利于探求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有效路径。本文研究表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但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省际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实现也需要加强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因此,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地区联动的国内循环质量提升促进国际循环结构升级,进而构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格局。     

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时变特征研究

依据我国2009—2019年的财政、金融、对外开放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数据,通过PCA方法得到经济制度变迁指标,建立DEA-Malmquist模型,计算一二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最后运用TVP-VAR模型研究了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升级与TFP相互间的时变影响。结果显示:(1)经济制度变迁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持续的正向冲击,短期最为强烈。(2)经济制度变迁对一二三产业的TFP均为负向冲击,尤其是对第二产业抑制最强。(3)产业结构升级对第一产业TFP在短期内正向促进,在中长期内均有抑制作用;对第二产业TFP具有稳定的抑制作用;对第三产业TFP在短期内正向促进最大,在中长期有极小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在经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升级等层面的改革提供一些启示,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转型期中国省域休闲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关系

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对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省域休闲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质量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区域休闲经济发展伴随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过程,城镇化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并呈现局域集群趋势;休闲经济发展各影响因素对省域城镇化质量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各因素影响系数存在差异性;此外,邻近省域休闲经济发展对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表现为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关联效应,并且其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因此,应结合中国当前不同地区休闲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考虑空间作用机制,提出多样化的休闲经济发展模式,合理、有效推动城镇化以质量为导向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