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国有企业MBO

文章从制度变迁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的MBO(管理层收购)现象,指出一般经济活动中的MBO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而目前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MBO属于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涉及政治和经济两个市场,因此国有企业MBO的"自由交易"性质超越了一般单纯经济交易的"契约自由"内涵,表现出政治契约的强制特色。目前的政治效率水平不能保证国有企业通过MBO获得最大的制度变迁租金。     

人口出生率地区差异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组织的主要功能是降低分工生产中的交易费用.家庭区别于自由契约组织(市场与企业)的特征在于成员身份确定的血缘原则,而正是这一特征决定了家庭组织分工生产的功能在分工深化过程中从主到次的逐步退化规律.经济功能的退化导致平均家庭规模以及出生率持续下降,这一结论在中国省际数据的计量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经济发展阶段、结构变迁与资源诅咒

为了解释资源诅咒原理在现实中表现的不一致性,将经济发展阶段因素引入以构建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的逻辑结论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初级产品贸易促进经济结构的非农化变迁,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源福祉;而在工业化初期之后,丰富的自然资源则通过“荷兰病”等机制阻碍经济结构变迁,成为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表现为资源福祉,而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则遭遇资源诅咒,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框架的逻辑是一致的。通过对经济结构的动态监测,可以将对资源诅咒的事后监测转变为过程监测,以利于采取相应项措施避免资源诅咒;政府应致力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资源丰富区域在资源福祉期应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做好准备。     

经济影响、差异与收敛——长江上游地区城镇化进程分析

为了克服统计数据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建立了一个关于城镇化率-人均GDP的修正Logistic模型,对全国2005～2008年省际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估计了长江上游地区四省市城镇化路径。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的城镇化在人均GDP达到2.9万元左右时出现拐点,在拐点之前城镇化水平加速上升,拐点之后开始减速上升;四省市城镇化之间差距也相应在拐点处由发散转变为收敛趋势,并在较高水平上步伐趋于一致。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支持政策的实质 ——兼论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选择

农业支持政策在发达国家有着很长的历史,而且和工业支持政策保持基本相同的变动规律,属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手段。“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国城乡统筹战略选择下的特有经济范畴,其实质是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我国的土地产出贡献率基本上达到了目前技术允许的极限,单纯依靠进一步发展农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并不是一条有效途径;现代农业补贴政策的大部分功能在于保障粮食安全,并且受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的制约,也不能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应是加快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经济学的古典回归

理论的真理特性与经济学家的理性行为共同决定了经济学的演化路径。经济活动的社会性要求经济学向古典传统回归,因此,将非市场社会因素引入经济理论框架可以获得更大的突破。以此为背景,追求事业成功的经济学家将理性选择框架推向非经济领域,形成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由于缺乏经济活动特有的货币计量标尺和市场竞争环境,试图改造其他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不能完成经济学向古典回归的使命。     

家庭与现代农业经济组织的功能与界限

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现代化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家庭与市场组织的功能与界限在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组织形态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存在分歧。对世界发达农业的经验考察表明：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单位，劳动力长期雇佣行为主要集中在动物养殖活动当中，农业现代化程度与农场的土地规模无显著关系，而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当前的农业技术和制度特征决定了现代农业组织形态应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并通过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组织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因此，我国在推进农业经济组织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坚持以家庭和家庭农场为基础，并支持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合作组织的成长，而以雇佣方式扩大农场规模的政策需要慎重推行。     

农业的性质、规模与效率——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研究述评

从农场规模的决定、农场规模的效率涵义、农场组织性质和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四个方面看。现有的研究文献关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在理论和经验分析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新古典框架为基础的规模报酬原理难以对农场规模效率涵义做出合理的解释。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农业组织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     

农场的性质、舰模与效率——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研究述评

从农场规模的决定、农场规模的效率涵义、农场组织性质和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四个方面看.现有的研究文献关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在理论和经验分析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新古典框架为基础的规模报酬原理难以对农场规模效率涵义做出合理的解释,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农业组织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     

农场的性质、规模与效率——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研究述评

从农场规模的决定、农场规模的效率涵义、农场组织性质和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四个方面看,现有的研究文献关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在理论和经验分析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以新古典框架为基础的规模报酬原理难以对农场规模效率涵义做出合理的解释,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农业组织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