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基于我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1998—2005年^①我国工业行业数据,就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贸易促使我国工业向更清洁的行业结构转变,这种结构的转变降低了工业污染排放水平;其次,贸易促进了我国环保技术的进步,由此产生的技术效应减少了工业各行业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改善了环境;最后,由于出口规模扩大对环境产生的负效应远远超过正的结构和技术效应,因而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为负。另外,研究结果也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不成立。     

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力作——读刘辉群博士《国际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正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FDI)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FDI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各国国内就业所受到的冲击和影响。对于我国而言,更是值得理论界加大研究从而为相关政策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依据。长期以来,我国考察FDI绩效水平时,主要集中在对于FDI的资本形成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技术扩散效应、经济结构效应、国际收支效应、财政税收效应、贸易效应、环境效应等(刘恩专,2000;江小涓,2002),而以就业效应作为FDI绩效水平考核指标开展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天津商     

关税同盟的贸易效应和纳什均衡分析

首先对关税同盟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回顾；然后利用三国两种商品模型研究了关税同盟所具有的两种贸易效应：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同时得出了关税同盟的净收益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相对强度对比的结论；最后根据纳什均衡的存在性定理对关税同盟国的一致对外关税进行了纳什均衡分析，又得出了关税同盟成员国的规模和共同外部关税水平成反比的结论。     

FDI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样本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FDI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机理及影响程度。首先,研究了影响机理,分析表明FDI除直接影响中国城市效率外,还会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接影响城市效率。其次,基于我国2005~2015年的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FDI对中国城市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城市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2357;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0.0652、-0.0234和0.0993;综合考虑,FDI对中国城市效率的影响效应为0.3768,直接效应占60%,间接效应占40%。最后,本文从优化FDI投向结构视角提出提升中国城市效率的政策建议。     

国际资本流动的贸易效应分析

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贸易效应研究中，长期过分注重外资对东道国贸易数量扩张型增长的作用，但从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增长的角度出发，目前对该领域理论的研究具有局限性，现结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9-2001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如何针对跨国公司技术与市场内部化战略，采取相应对策，使外资利用更有效地推动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服务贸易与碳排放——基于50个国家的实证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数字化手段为各国实现碳排放净零增长赋能加力.服务贸易作为国际经贸中的活跃领域,其数字化转型对各国经济增长及应对气候变暖意义重大.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对数字服务贸易的碳排放效应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发展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且上述效应均受互联网发展水平的调节.异质性分析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对碳减排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部门的贸易对碳减排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各国应根据自身发展水平,选择合理路径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充分发挥其碳减排效应,积极应对气候变暖问题.     

外资利用对我国产业安全影响的实证分析——外资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的视角

外资利用对我国产业安全的效应主要包括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分析表明外资利用对我国的产业安全具有不利的影响,存在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失衡的现象。通过基于溢出效应视角的外资利用影响我国产业安全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表明,外资对第一产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对第二产业存在着正的溢出效应,对第三产业的溢出效应为负,这种溢出效应的差异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均衡,进而影响着我国的产业安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环境效应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将给双方的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由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增速很快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给双方乃至世界的环境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最直接最突出的经济效应是贸易的创造效应与投资的增长效应,贸易的规模环境效应首先表现为环境的负效应,而环境的正效应比较间接迟缓.贸易的结构效应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投资的结构效应以环境的负效应为主.贸易与投资的技术效应会在双方的环保合作力度加强的条件下逐步倾向于环境的正效应.中国与东盟之间要加强环境问题的双边与多边协作,不断强化公众的环保意识,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效应研究

次贷危机后,美国选择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贸易渠道和货币渠道传导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出口额、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有长期正效应,对产出则有短期的正效应,且贸易渠道是该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中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能存在差异,鲜有文献同时考虑这两方面差异。总体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时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说明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空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对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促进效应要显著强于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对亚洲国家的促进效应强于欧洲与非洲国家。另外,前述倒"U"特征在欧洲、亚洲、非洲样本中均存在,但在非洲,上升趋势似乎占主导地位。     

出口质量影响了出口波动吗——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

已有文献在研究出口质量的经济效应时,主要关注"中国贸易增长之谜",对危机冲击时的贸易波动重视不足。利用2006-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危机期间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出口质量对出口波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小。需求侧收入效应和供给侧多样化效应作为较高的出口质量能够抑制出口波动的重要渠道,大约能够解释1/2的抑制作用。出口质量较高的企业通过高收入国家较高的消费比重、较低的需求波动和较低的市场集中度抑制了出口波动。但是,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出口质量越高出口波动越大,金融危机期间该类产品较高的需求波动加剧了出口波动。此结论可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和"调结构、稳增长"的外贸战略提供理论与实证的支持。     

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的门槛效应与国别差异——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人均收入的实证

基于1998~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的具体作用，进而以双门槛模型探究各国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非线性"变化和国别差异。研究发现：（1）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存在正向作用。（2）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加不断下降，所有国家从逐利向消费阶段转变；对进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升后降，10国处于作用较小且呈增长趋势的初始阶段，27国处于作用最大化的逐利阶段，4国处于作用最低的消费阶段。（3）相同人均收入区间内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大于进口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旅游与贸易合作时，中国应准确把握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国别差异，针对不同阶段制定应对策略。     

实际有效汇率影响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实证分析

纺织品服装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宗出口商品,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的地位。文章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有显著影响,且其对进口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出口的影响。另外,收入水平也是影响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出口的主要因素。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和贸易方式的VAR模型研究

人民币升值在多个维度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往的文献集中于研究人民币升值对出口总量和不同商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忽视了从贸易结构分析人民币升值对私营企业出口占比和加工贸易出口占比的影响。利用2005--2008年间月度数据进行VAR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减少私营企业出口占比,但在长期内却能提高私营企业出口占比;同时,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加工贸易出口占比,然而在长期内却会减少加工贸易出口占比。     

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的门槛效应与国别差异——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人均收入的实证

基于1998~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验证"一带一路"沿线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的具体作用,进而以双门槛模型探究各国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非线性"变化和国别差异。研究发现：（1）41个对象国入境中国旅游对国际贸易存在正向作用。（2）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加不断下降,所有国家从逐利向消费阶段转变;对进口贸易作用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升后降,10国处于作用较小且呈增长趋势的初始阶段,27国处于作用最大化的逐利阶段,4国处于作用最低的消费阶段。（3）相同人均收入区间内入境旅游对出口贸易作用大于进口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旅游与贸易合作时,中国应准确把握入境旅游对国际贸易作用的国别差异,针对不同阶段制定应对策略。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分析——以美国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美出口的持续增长,中国成为遭受美国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反倾销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一大实质性障碍。美国对华反倾销存在着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尤其体现在遭受反倾销诉讼最多的钢铁产业及其他各产业的涉案产品上,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害。中国一方面要维系良好的中美贸易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要规避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主动寻找出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同时充分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对美直接投资跨越贸易壁垒。     

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促进中国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吗？——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反倾销会促使受影响企业增加对反倾销发起国的非倾销产品的出口（贸易偏转效应），导致非倾销产品在反倾销发起国市场的竞争加剧（竞争促进效应），进而倒逼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采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提高了中国受影响企业非倾销出口产品的质量，具有明显的出口产品质量溢出效应；贸易偏转效应引致竞争促进效应是该质量溢出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因而，对于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出口目的地较多、企业内等级较高以及国有企业的非倾销产品，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小；此外，美国对华反倾销在促使受影响的中国企业提高非倾销出口产品质量的同时（产品内效应），也会促使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退出效应），进而提升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中国应采取更加中性的对外贸易政策，实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充分利用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倒逼效应促进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实绩：来自国别组效应的证据

将177个国家以收入水平高低为标准，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方法分为五组，运用引力模型和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方法，结合2014年各国双边出口的截面数据，估计了贸易便利化与出口额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判断后发优势的存在的可能性。结果发现：①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于所有国家出口均有积极影响；②影响大小因国家国民收入的高低而有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低收入组国家、中低收入组国家、中高收入组国家、高收入OECD组国家，从而验证后发优势理论对贸易便利化的适用性。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多层次、多方式实证分析

采用2002-2013年我国外贸出口额、8个出口行业和出口到84个国家（地区）的贸易额,以及同期出口信用保险数据作为样本,在扩展引力模型的框架下,从多个层次、用多种方式研究了出口信用保险与我国外贸出口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出口信用保险在增加出口、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支持有关出口行业发展等方面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出口到风险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以及船舶、机电产品等具有较高外部融资需求行业的杠杆作用更为明显;此外,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定的“逆周期”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近几年来,特别是“走出去”战略提出以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大规模出现的时期正是我国出口贸易发展面临重重困难的时期,出口发展的速度与效益不成比例、大规模低成本扩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对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种替代手段,对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贸易利益的合理分成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及时制定协调的贸易与投资发展政策,以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