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主义与经济学的发展

1938年以来，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大都鼓吹证伪主义方法论，却极少实践自己的方法论信条，甚至在弗里德曼那里，证伪主义被扭曲为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工具理性主义，并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按照这一主张，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运用各种非现实的假设，建立起一个个“科学”的理论模型，并求助于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自己的理论辩护。这样，尽管经济学家一般都很尊重波普，但经济学里却充满了由经验所证实的循环理论。     

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水岭：如何认识和处理不确定性

自李嘉图以降,经济理论成为只考虑在“理性人”及其完全知识假设下的理想的确定的经济活动。虽然这种排除不确定性的处理方法远离现实经济并遭到非主流经济学家持续的批判,但是直到凯恩斯革命之时,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真正重视不确定性。奈特,特别是凯恩斯,有关对自李嘉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和他确信经济行为是受不确定性和不可决定性支配的思想,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得到突现。事实上。如何认识和处理不确定性,构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水岭。     

试论实证会计的理论基础

由于规范会计理论的缺陷，更主要是在经济理论和理财学理论的影响下，实证会计理论在70年代产生并发展起来，成为当代西方会计研究的主流。经济学及其在基础发展起来的理财学理论是实证会计的思想和方法基础。实证会计的方法就来源于实证经济学中的方法。经济学理论中的企业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管制理论，对实证会计理论有着重大的影响，理财学中的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则贯穿实证会计理论的始终。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则是兼有证伪主义（包括素朴证伪主义和精政证伪主义）和实用主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凯恩斯革命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批判了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萨伊定律”，在三大心理规律的基础上发展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并提出了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在凯恩斯以后，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主张将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在政策上大力推行需求管理。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在理论上主张将凯恩斯经济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在政策上倡导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缓和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公。八十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又出现了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一学说引入工资和价格粘性理论，重新说明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     

经济学理性假设的现实基础 --一种实验主义的解释

“经济学理性假设”以及由该假设所演绎推理出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始终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但是，人们对“理性假设”的现实性却一直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近年来，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代表的一些新兴经济学科，从实证和科学实验的角度，对行为人自身特性的假设、决策环境的假设、行为的追求目标，甚至理性假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等，都提出了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挑战，其中的一些研究结论对目前主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人”假设的阶段性分析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看做技术科学。经济学主要依赖数理和形式逻辑的推演,丢弃了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的因素,成了"黑板经济学"。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的数字化和工具化。自"经济人"思想产生以来,从有机化、概念化、数字化到裁剪化,经历了四个阶段。"经济人"假设的每个阶段反映的都是经济学家个体论述和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统一。以"经济人"假设的发展阶段分析为切入点,可以准确把握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征,发现其存在的方法论问题,认识其本质,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参考。     

现代契约理论的演化及其逻辑经验主义方法论

现代契约理论的演化经过了非对称信息下的委托一代理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两个阶段。现代契约理论演化的源动力是逻辑经验主义方法论。而在其逻辑经验主义方法论中,以证伪主义为主．证实主义为辅。     

经济学中的主流与非主流:历史考察与中国情境

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对立是历史的产物,是19世纪未以来随着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上升和职业经济学家共同体的建立而出现的.在任何情况下,非主流经济学的存在都是非常必要的,多元主义是避免理论僵化的前提条件.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应该展开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出现了三种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我们必须反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但没有必要强调其他范式要占主流地位.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问题导向而不是范式导向的,这是由社会实在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义科学精神所要求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     

新政治经济学的渊源及其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分离之后,出于对方法论进步的渴求,数理分析方法被大量引入经济研究,而政治的因素则日益淡化.这造就了"经济学"的繁荣,却也导致其根本缺陷.现实生活中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决定了经济研究中政治的因素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试图通过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进而重构大多数经济学模型的新政治经济学悄然兴起.它所体现的研究取向为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刘国光之忧”

2005年,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提出了这样的忧虑:“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10年过去了,“刘国光之忧”不仅没有得到丝毫舒缓,反而越来越成为压在中共心中沉甸甸的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