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及效应分析——基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

在各级政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对绿色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策略性绿色创新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构建政府补贴影响两类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考虑区域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与区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并利用2009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两类绿色创新均具有激励作用,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制度质量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区域制度质量能够负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刺激作用,正向调节企业R&D投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高阶梯队理论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海归高管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研发投入水平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探究调节机制后发现，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方面，政府质量、市场竞争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内部控制水平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直辖市地区、高外部监督水平组中，海归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区分绿色创新类型后发现，海归高管对创新要求较高的公司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双化协同”机制研究

随着环境压力的日趋严峻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的有效结合来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化协同”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9—2019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信息透明度推动绿色创新;(2)绿色创新通过拉动研发投入进一步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环境污染类型、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非重污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为显著;(2)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的作用最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中绿色创新拉动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为显著;(3)在企业成熟阶段,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强,并且影响程度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化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17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中间作用机制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作用于企业动态能力;个体遗忘强度越高、创业导向越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动态能力、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动态能力在中介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同时,还中介了数字化转型和个体遗忘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以及数字化转型和创业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共同作用,并且在数字化转型、个体遗忘、创业导向三项交互效应影响创新绩效关系中也起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深入了解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潜在中间机制和作用条件,进而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等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成为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然而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2015—2019年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化创新专利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水平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作用通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劳动效率两种机制来实现；（2）在数字金融水平适度的情境下，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而数字金融水平过高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抑制作用；（3）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存续年限以及不同规模的样本公司而言，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企业创新来源: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

以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论显示,信贷市场发展具有提高企业创新参与概率、减小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股票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均存在正向作用;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对国有企业创新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要小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对高融资依赖型行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和低融资依赖型行业。     

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税支持政策与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一直是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但考察此类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风险性项目投资影响的文献甚少.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减税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减税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机理的检验证实,政府减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发现,产业政策支持、产权性质、研发强度和地方政府创新激励动机在政府减税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市场竞争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提升环境绩效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我国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3—2019年的经验数据,使用依次检验的方法,建立包含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回归模型,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发现:市场竞争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可以通过绿色创新来实现环境绩效的提升;环境税对市场竞争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并且该调节变量也会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环境绩效产生调节作用,但两种调节作用的效果存在差异。     

绿色信贷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转型升级

绿色信贷政策是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本文基于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绿色信贷政策、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能促进重污染企业的转型升级,且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异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信贷政策与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中间起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在绿色信贷政策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之间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本文从微观层面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的研究,对经济新常态下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企债务开放式重组的基本要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张道根认为，从近、中期来看，主要应充分发挥银行的中介协调与监督、约束功能，巧解企业之间、银企之间的债务链，实现国有企业债务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开放式重组，这一设想包括几个基本要点。一是要充分发挥国有专业银行（商业银行）的中介功能和独特的作用，依靠银行、通过银行来进行国有企业债务重组。二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以市场竞争和内部协调等多种办法，重构银企之间的债务关系。如银行将持有的国企债权出让，再按协议转换为对该企业拥有的股权；或其它投资者购买负债企业债…     

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非对称性激励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非对称影响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一方面，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数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降低，这说明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创新质量，能够有效提高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的顶层设计、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司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以我国国有企业2010年的经验为据

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加强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够起到很好的行为示范和方向引导作用。本文以2010年我国272家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设立了战略委员会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更高，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这三个指标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不具有解释力。     

怎样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

数字化转型可以拓展企业国际化经营渠道,降低企业国际化经营成本和风险,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由于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数字化转型初期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比技术实践应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更大;由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直接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比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更大。采用2014—2021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比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有更高的国际化经营概率和水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来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和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大,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数字化转型方式和恰当的数字技术。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市场化营商环境、银行债务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关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和实现，但近年来由“融资难、融资贵”引发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亟需重视。立足于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视角，考察银行债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与国有企业相比，银行债务对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银行债务在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进程较快的地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市场化营商环境会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异质性影响。在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进程中，应重点建设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构建新型银企关系，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倒逼企业创新驱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