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促进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采用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显著促进了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程度提高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环保补助和政府补贴；环保补助（政府补贴）增加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且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资本参股对环保补助（政府补贴）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国有资本参股具有资源获取效应和治理改善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也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在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形成实质性创新偏向。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在绿色发展意愿较弱、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小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应在持续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重视并解决好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民营企业的绿色发展意愿，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提升。     

数字化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机制研究

选取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与市场竞争对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其绿色创新质量具有提升作用,风险承担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与其绿色创新质量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中央企业的促进作用比地方国有企业大;与规模较小企业相比,规模较大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相比,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数字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能够为企业的数字化战略安排和政府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政府环境补贴、制度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政府环境补贴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07年-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创新强度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制度激励作用得到明显体现。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与创新能力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绿色创新动机,环境补贴对这类企业起到"锦上添花"的激励作用;而生产规模小、治理任务重、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自身创新禀赋较低,环境补贴更多是一种"雪中送炭"的资金激励。(3)新《环保法》的实施强化了企业污染治理行为,有效形成源头削减与末端净化相同步的污染治理模式。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完善政府环境补贴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颠覆性创新研发联盟网络特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以自动驾驶技术为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制度基础理论构建企业颠覆性创新研发联盟网络，并探讨其网络特征、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颠覆性创新领域，研发联盟中企业的网络密度会对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而关系强度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制度环境在颠覆性创新研发联盟网络特征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区域创新投入虽然缓解了网络密度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但也降低了关系强度对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够降低网络密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影响，还能够提升关系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作用。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财产保险业的创新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采用2009-2018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索财产保险业影响科技创新产出的因果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产保险业能够直接和间接地正向影响创新产出;研发经费投入在财产保险业和创新产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与原先设想作为市场化手段的财产保险作用发挥将得益于市场化改革不同,研究认为过度推进市场化改革会阻碍财产保险业促进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市场化程度在财产保险业和研发经费投入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为引导财产保险业正向作用的正常发挥,政府应首先保证对科技创新产业提供稳定充实的财政经费支持,以避免科技领域中市场失灵的干扰.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高阶梯队理论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海归高管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研发投入水平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探究调节机制后发现，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方面，政府质量、市场竞争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内部控制水平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直辖市地区、高外部监督水平组中，海归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区分绿色创新类型后发现，海归高管对创新要求较高的公司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效应分析

如何提高政府补贴的政策效应,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广泛研究基础上学者们认为现有补贴政策增强了企业的创新意愿,但未能激发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本文从现有研究结论出发,通过构筑政府补贴促进企业创新的系统框架,从理论上剖析政府补贴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矛盾关系及其关键点,深入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助推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新行为的非线性检验

以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为研究样本，对决策层、核心层及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效应进行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决策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核心层和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线性影响。内部支撑行为、核心管理效能提升行为和知识创造行为在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显著的非线性中介作用，进一步考虑跨层级内部支撑行为的调节作用发现，决策层给予低层创新行为的支撑作用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重要作用。     

制度支持、战略柔性与企业绿色管理

目的/意义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可能会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问题产生,因而我国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希望通过制度支持和政策倾斜促进企业的绿色管理行为。基于此,有必要探究制度支持对绿色管理的作用机制和情境调节。方法/过程构建了制度支持、战略柔性与企业绿色管理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讨论了企业如何通过战略柔性的传导中介机制,从制度支持中寻求提升其绿色管理水平的路径,并对企业内部技术能力和外部竞争者联系的情境调节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结论我国企业的303套配对调研数据证实了制度支持能够以战略柔性为中介机制,显著提高企业绿色管理水平,且此关系在技术能力更高和竞争者联系更强的企业中得到了增强。     

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升级 ——基于"两高一剩"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两高一剩"企业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能否创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两个角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探索源于企业、产业和要素市场差异的激励效应异质性,及政府创新补助在产业绿色发展中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总体上有助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但异质性特征明显,政府创新补助在要素市场扭曲地区充分发挥了"支持之手"的作用,而在资本密集型"两高一剩"企业中呈低效率激励。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创新升级渠道对我国产业经济绿色发展的阻碍作用。通过提高监督检查力度、甄别企业类型及所属地区环境、区别发放政府补助,可有助于政府创新补助的高效配置,加速"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     

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1—2018年深交所2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应用负二项回归,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并分析了在不同生命周期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融资约束起到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减弱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来看,无论处于成长期还是成熟期,政府补贴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融资约束对政府补贴与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补贴与成熟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最后,本文从融资约束和生命周期两个角度提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建议。     

成本粘性与创新投入相互关系研究——基于管理层能力调节效应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创新投入与成本粘性相互影响关系,并加入管理层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分析研究管理层能力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发现:创新投入能正向增加成本粘性,同时成本粘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正向促进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管理层能力能在组织内部发挥积极作用,能抑制成本粘性,但由于管理层谨慎性原因也会降低创新投入水平;管理层能力能负向调节创新投入对于成本粘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会负向调节成本粘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负向缓解管理层能力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促进创新投入水平的提高,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外部压力能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吗？——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环境问题受到管理者和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引导和管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伦理领导对利益相关者压力、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利他性价值观和绿色创新正向调节了伦理领导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利于促进管理者对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融合,提升企业声誉和竞争力,可为政府制定政策和对企业进行环境责任监管提供帮助。     

外资研发、制度环境与我国工业企业创新——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研发外部化的发展,企业的创新活动由过去的内部创新向开放式创新发展。本文基于国泰安中国非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市场竞争、负债率和资本密集度的情况下,分析了外资研发、制度环境对我国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自身的R&D投入对其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较小;外资研发对我国企业创新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制度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企业的创新产出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产权结构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有微弱的正向影响。     

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技术追赶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传递机制和情境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双重利好”效应,将同时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政府补贴力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等中介因素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情境条件分析发现,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新闻媒体治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研发经验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非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且该效应不具有持续性。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为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依据。     

高管激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基于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都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增强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却抑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管激励契约组合具有一定整合作用,其中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呈互补关系,晋升激励与股权激励呈互替关系。此外,相对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加显著的调节效应。     

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与政府创新支持——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的调节效应

构建了政治战略、突破式创新和政府创新支持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探究了企业发挥突破式创新的中介效应,利用政治战略获取政府创新支持的路径机制,并讨论了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的调节影响。303套我国企业的双份调研数据支持了政治战略对突破式创新和政府创新支持的积极影响,突破式创新对政府创新支持的正向影响,以及突破式创新在政治战略和政府创新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此外,技术能力和战略柔性通过削弱政治战略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减弱了突破式创新的中介效应。     

创新激励政策视角下江西省上市公司R&D效率研究

以2015—2017年江西省17家上市企业的3年平均数据为基础,采用DEA-Tobit两步法来研究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R&D效率的影响。首先测算企业R&D活动的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其次根据测算结果,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府创新补助等政策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江西省上市企业R&D投入效率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江西省上市企业R&D效率普遍偏低;政府研发投入补助有利于提升企业R&D技术效率,但会使企业依赖补助反而减少了有效研发,因此生产与规模效率作用不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了企业研发人员与资金投入,有助于提升R&D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