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结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能结合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2010—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即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子样本中产融结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显著;产融结合下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传统生产模式,从而带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劳动力成本黏性

产业竞争环境是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出现的新特点,本文以中国上市企业2001~2011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观层面产品市场竞争对微观层面企业劳动力成本管理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激烈竞争的产品市场环境会使企业采取更具黏性的劳动力成本管理战略。而且,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普通员工,高层管理人员受到的影响较小。本文进一步考察微观层面企业特征对产业竞争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管理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竞争压力较大、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在劳动力成本管理决策中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反应更加明显,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力成本黏性。本文还发现非国有控股企业在激烈竞争的产品市场环境下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力成本黏性。本文研究提供了产业竞争环境与劳动力市场相联系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入理解产业竞争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为相关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增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指导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基于股权资本成本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在财务压力更大、信息复杂程度更高、公司治理水平更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降低股权资本成本的效应更强。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盈余波动、吸引外部关注以及提高公司治理质量三条渠道,降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经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效果及具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通过使用系统GMM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机制，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可对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经验依据。     

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转移模式与地区差距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地区效率差异和劳动力迁移成本的两部门两地区模型,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福利效应及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地区效率差异以促进产业转移,或降低迁移成本以促进劳动力流动,都可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并提高经济总体产出;由于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低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产业转移,而高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劳动力转移政策,因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两类政策不能相互替代;当工业化水平提升或地区效率差异扩大导致劳动力流动需求增加时,如果不进一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地区间收入差距会扩大,从而形成劳动力迁移与地区差距扩大同时发生的“谜题”。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两类思路并不存在内在逻辑冲突,不应将二者对立,需要采取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提高欠发达地区发展潜力相结合的措施。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变革的力量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其通过重构治理逻辑深刻地影响企业集团的行为和决策偏好。文章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管理权集散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集团管理分权,当企业业绩承压、行业竞争加剧以及管理层心态积极时,此种分权行为尤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及时响应市场需求、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降低代理成本三方面对集团的管理分权决策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下的分权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的稳健性。文章拓展了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在会计实证中的应用,为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集团优化权力配置提供了参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企业仍然存在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如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一项重要议题。文章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该效应仅体现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数字化底层技术的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员工积极性较差以及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较低的样本中更显著,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员工参与、增强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对政府部门从宏观制度方面营造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环境提供了参考。     

智能化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智能化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说智能化对制造企业成本粘性具有抑制效应;智能化通过调整成本路径、管理层乐观预期路径抑制成本粘性,而通过代理冲突抑制成本粘性的路径机制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在资产专用性弱、低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中,智能化对成本粘性具有加剧效应,但此情形只发生在内部控制质量低的样本;智能化抑制成本粘性的效应在自由现金流高的制造企业更显著,支持智能化通过代理冲突路径抑制成本粘性的观点;智能化对成本粘性的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与人力资源成本粘性相比,智能化对物质资源成本粘性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智能化抑制成本粘性的效应在国有企业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不显著.研究结论能够为认识智能化如何影响制造企业成本粘性提供有益参考.建议企业高质量推进智能化、加强制度建设,同时政府也应当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企业数字化转型何以影响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的双重审视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技术嵌入公司治理为完善税务监管体系提供了路径参考。以2007—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其影响路径主要通过内外部的治理与监督产生差异化效应;从内部治理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弱化税收规避行为的边际收益,党组织嵌入内部治理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从外部监督看,“四大”审计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未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弱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属性和非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中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路径检验

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加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识别不确定性对其生产经营策略的扰动,进而在后续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科学合理的应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企业在面临较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将有更强动机进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利用2012—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在机制路径层面,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承担的非生产性成本的增加;为了缓解成本压力,企业通过必要的数字化转型对不确定性进行应对。此外,企业外部的营商环境和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内部的产权属性和审计特征均对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数字化转型动机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重要路径,政府应通过培育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外部环境,引导和激励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在危机中寻找机遇,以变化促进发展,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研究——基于“三方共治”的分析框架

随着数字经济兴起,数字技术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新的动能。企业作为“三方共治”环境治理体系的最终实践落脚点,探究其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具有重大意义。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框架,从企业、公众、政府视角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污染减排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减污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企业视角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激活绿色创新动力来实现绿色技术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从而降低污染排放。从公众视角而言,外部媒体关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污染减排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从政府视角而言,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污染减排的动机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减污效应仅存在于重污染行业及非国有企业中。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缓解污染排放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同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完善“三方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及实践依据。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汇率、劳动力调整成本与就业

将劳动力调整成本引入贸易模型，可分析经济开放条件下就业面对汇率冲击的调整过程。利用动态面板等方法对中国采掘业和工业33个部门1998—2009年汇率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和汇率波动降低就业汇率弹性，较高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就业对汇率的弹性，较高的生产率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劳动力调整成本通过限制就业流动降低了就业汇率弹性，并且对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的影响大于高劳动生产率行业。     

企业绿色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促进抑或挤出

在“双碳”背景下,研究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促进效应,而非挤出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基准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收益、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创造就业岗位和增强劳动力薪酬议价能力的渠道,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份额发现,相较于高管薪酬和劳动生产率,绿色化转型更能提升普通员工收入和工资率水平,且能够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绿色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差异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化转型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启示意义。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投资效率：缓解不足还是抑制过度？

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备,企业劳动投资决策偏差导致劳动投资非效率的现象普遍存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优化和管理改善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投资决策失误,且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还可以对劳动投资决策失误进行弥补,但这种弥补作用对劳动投资不足更为有效。以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并主要表现为对劳动投资不足的缓解,而对劳动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实施低成本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显著存在,而在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不显著。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各种红利来优化劳动投资决策,不断提高劳动投资效率;政府应营造良好的数字环境,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缘何增加了征税难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避税活动的证据

数字经济新业态正对传统税收征管模式造成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企业的避税活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帮助企业进行跨区域关联交易和增加企业信息不透明度导致了税收规避活动增多。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会计信息可比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引致的避税效应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是抑制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避税的有效渠道。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完善数字经济税收征管体系、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参考。     

数字经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11—2020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间接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字经济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经济发展后期会抑制劳动力转移,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U”型关系在经济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相比于高行政等级城市,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拐点在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到来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