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何以影响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的双重审视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技术嵌入公司治理为完善税务监管体系提供了路径参考。以2007—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法,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其影响路径主要通过内外部的治理与监督产生差异化效应;从内部治理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弱化税收规避行为的边际收益,党组织嵌入内部治理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从外部监督看,“四大”审计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未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弱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属性和非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中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基于征纳双方需求角度构建数字化税收征管方式——以某市税务系统为例

数字经济作为建立在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运行系统，不仅引发了生产要素嬗变、价值链条重塑与技术范式转变，也对现有税制框架与税收征管模式形成一定冲击。本文试图从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寻找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理论依据，结合某市税务系统工作实践，挖掘来自纳税人和税务人的诉求，提出实现数字化税收征管方式的基本路径。     

名副其实还是盛名难副：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避税

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能够通过“声誉效应”和“治理效应”显著降低企业避税，这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对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发挥了治理作用，评级较高的企业是“名副其实”而非“盛名难副”。进一步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重点行业以及严防税收规避时期。研究对于完善纳税信用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为推进柔性税收征管提供了经验参考。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金税三期”工程的治理效应检验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则为治理信息披露违规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将“金税三期”工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发生和次数,其中存在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抑制信息披露违规的双重传导路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强化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强化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信息披露违规次数的抑制作用,而对信息披露违规发生则表现出两者具有替代关系。因此,政府部门应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强化税收征管并采取差异化措施,企业则应不断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以充分发挥税收大数据的治理功效。     

超常增长与数字化转型——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应用机器学习KNN算法匹配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研究了超常增长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超常增长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其影响在订单式生产企业和离散型生产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企业借助并购重组实现密集型发展是超常增长的起因，企业并购重组直接导致组织变革，进而对数字化转型产生负向影响；企业加大数字化投入、提高数字化领导力，可以缓解甚至扭转超常增长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缓解了企业避税吗？

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税负痛感,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投资能力,减少企业避税行为。本文基于2009年—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以缓解企业避税行为,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会通过降低企业内部融资约束和加强外部税收征管力度来缓解企业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于民营企业、高固定资产企业和处于行政等级较低地区企业的避税行为具有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不仅为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破解我国企业避税难题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新发展阶段利用减税降费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变革的力量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其通过重构治理逻辑深刻地影响企业集团的行为和决策偏好。文章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管理权集散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集团管理分权,当企业业绩承压、行业竞争加剧以及管理层心态积极时,此种分权行为尤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及时响应市场需求、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降低代理成本三方面对集团的管理分权决策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下的分权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的稳健性。文章拓展了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在会计实证中的应用,为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集团优化权力配置提供了参考。     

产融结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能结合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2010—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即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子样本中产融结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显著;产融结合下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传统生产模式,从而带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使用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Python文本识别技术测算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该结果在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更好和资产专用性更高的企业、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企业营运能力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发挥了作用。结论有助于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果,并对政府制定数字化相关政策、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有重要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内部控制的考察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大浪潮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成本费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更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具有长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且主要影响普通员工而非高管;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力成本经济效率。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性态的影响机理,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征管实践、挑战及其完善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生产力变革方式,使得既有的国内外税收征管规则在适应经济数字化、高效化、隐匿化的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基于数字经济的内容与特点,结合现阶段税收征管具体实践,阐释管辖权、纳税主体、征税范围、涉税信息等维度的不足,并从扩大对"常设机构"的解释、推进数字税收制度建设、促进数字化税务信息协同治理、强化数字化税务征管思维等层面予以完善,以期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征管路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经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效果及具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通过使用系统GMM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机制，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可对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经验依据。     

外商投资企业避税手段及其防范

近年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避税问题日益严重,避税手段呈多样化特征。外资企业避税对我国财政利益、中方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都造成了危害。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税法,加强涉外税收征管,防范外商投资企业避税。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数字化转型正在冲击和颠覆传统市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主题。基于文献综述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与测度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比分析,并提出包含驱动前因和能力中介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包括数字资源驱动型和非数字资源驱动型两条路径。在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关键驱动前因,通过数字动态能力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政府支持、环境因素、意义构建、组织多元化管理和政治关联等非数字资源作为驱动前因,通过融资能力、创新能力和动态能力等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可以深入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测度、群体转型差异和实现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国有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开启了国有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新篇章。数字经济时代,消费需求升级、市场竞争等因素驱动国有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有制造企业在国家政策、行业地位、企业资源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也面临企业体制不适宜、对数字化转型理解不全面、对数据治理不重视、跨时空数据对接不通畅、财务风险不断加大等困境。国有制造企业需要做好转型顶层设计,建立适宜转型的管理机制,加强数据收集和数据治理,构建数字化制造业产业集群,防范转型中的财务风险。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高管腐败吗？——基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日益得到学术领域的广泛关注。文章以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视角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小股东参与治理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高管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且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中小股东行使表决权（用手投票）和卖出股票（用脚投票）的行为,中小股东“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行为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腐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腐败程度、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为从中小股东参与治理视角开展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重要支持。     

避税形式及征管对策

文章通过分析纳税人避税含义及其避税形式的多样性。探讨针对性税收征管对策。从加强反避税立法、完善预约定价税制、制裁资本弱化和研究针对避税港征管对策以及提高反避税队伍素质等方面加以阐述,为维护我国实质性国际税收管辖权并实现税收财政收入和经济杠杆双重职能,提供建设性意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路径检验

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加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识别不确定性对其生产经营策略的扰动,进而在后续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科学合理的应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企业在面临较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将有更强动机进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利用2012—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在机制路径层面,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承担的非生产性成本的增加;为了缓解成本压力,企业通过必要的数字化转型对不确定性进行应对。此外,企业外部的营商环境和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内部的产权属性和审计特征均对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数字化转型动机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重要路径,政府应通过培育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外部环境,引导和激励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在危机中寻找机遇,以变化促进发展,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