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垄断与政府管制博弈分析

政府管制作为协调自然垄断产业行为的一种规则,作为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对垄断产业起到某些规制作用,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电力、交通运输等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有一定的解释力,本文通过对自然垄断产业和政府管制之间的博弈分析,得出政府在某些自然垄断产业不是放松管制,而是要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政府管制。     

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博弈分析——基于利益集团的视角

基于利益集团的视角,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管制机构与垄断企业之间的利益博弈,揭示了自然垄断产业改革过程对各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效应,得出自然垄断产业改革作为一种制度供给与管制机构的行政成本、规模相关,管制机构寻租的激励也与之相关的结论,提出加强公众参与、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协调好各方利益、共同营造和谐的市场环境等政策建议。     

规制制度变迁及其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规制问题是产业组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作为正式理论起源于19世纪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铁路运输产业的研究。本对规制制度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的主要理论观点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提供了对规制制度变迁的较为完整的描述。规制制度变迁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借鉴意义，本通过对国外规制理论与实践的介绍，以期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及某些传统自然垄断部门的改革有所启迪。     

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管制的前提条件研究

自然垄断产业大多是民生性行业,民生行业大多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政府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它体现着一种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管制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自然垄断产业有效政府管制需要具备对自然垄断产业边界的准确界定、市场失灵及有效的管制体制等前提条件。     

试论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法律规则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现行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立法的仓促与相关程序的缺失使得所制定的法律公信力降低,管制机构的不合理以及自然垄断企业滥用垄断地位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强立法,建立有效的政府管制机构,以及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改革等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     

中国金融制度的非均衡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考察

制度非均衡是指人们对现有制度安排不满，具有改进现有制度安排以获取收益的动机的状态。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多年来体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迁的非均衡性-体现在变迁方式上的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变迁构架上的技术性生产边界与结构性生产边界、变迁内容上的增量变迁与存最变迁间。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在总体上体现出政府供给主导型的特征，需求主导型变迁尚未形成，金融制度改革的各种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政府，任何脱离政府改革的药方实际上都是空谈。政府既是改革的推动力量，同时又成为改革的对象，因此，金融启动的落脚点自然应在政府身上，对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必须重新定位，金融改革宜以存量改革为主。     

深化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思考

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垄断自身的弊端，是政府放松自然垄断产业管制的主要原因。要提高自然垄断产业的效率，必须实行产权制度改革，构造有效竞争市场，加强法制建设。     

自然垄断产业的分类管制模式与政策取向

根据当代自然垄断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基于自然垄断产业已经收敛到网络经济效应较强的产业上这一事实，本文进一步将自然垄断产业划分为信息传输型网络产业和物理传输型网络产业，探讨了不同类型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类型以及不同类型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政策。     

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股权分置制度是我国股票市场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在此制度运行过程中陷入了低效率的路径依赖,产生了制度的极度不均衡,原有的制度功能(投资、融资、资源优化配置)丧失殆尽。股权分置改革后各利益主体具有潜在利润,但股权分置下既得利益主体会为制度变迁设置障碍,政府应权衡利弊,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加强各利益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出台配套政策,通过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使我国股市具有自我增强机制,并步入良性的发展轨迹。     

西方自然垄断产业管制理论的发展与述评

西方对自然垄断的经济管制理论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传统的管制理论认为自然垄断的外部性的存在,会出现市场失灵,需要进行管制,形成了公共管制理论;然而,管制俘获理论则认为,管制者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提高的产业内的福利而非社会福利,同时对新进入者形成进入壁垒;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推进发现,管制与公共管制理论及俘获理论均存在着冲突,于是形成了论述谁是管制的受益者、谁是管制的受害者及管制对配置资源的影响的一套管制经济理论;由于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全球私有化的浪潮,西方出现了对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管制的趋势,对先前的管制理论提出了挑战,从而出现了放松管制理论,如激励性管制理论、"可竞争性市场"理论、"自然垄断弹性管制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为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即将推进的改革提供借鉴。     

国内学者对自然垄断产业进入管制的研究综述

自然垄断产业一方面具有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又存在垄断产业的弊端，因此一直是人们很有争议的产业。本文对国内学者关于自然垄断产业进入管制研究进行了综述，具体有进入管制的内涵、原因、手段、成本、收益以及是否需要放松等方面。     

论我国农村金融的增量改革

通过考察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变迁的过程，发现每次变迁几乎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其变迁结果却差强人意；而且，由于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等几乎垄断了农村金融，其进行自我变革的内在动力不足，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并引入制度变迁的跨时期成本分析，应进行“增量改革”，即发展新的金融组织以对现有的金融机构施加外在压力，利用市场竞争促使其进行自我变革，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以促进农村发展。     

自然垄断的经济特性和可持续性分析

从理论层面对自然垄断的经济特性和可持续性进行探讨发现，在单一产品情况下，规模经济是自然垄断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用成本次可加性解释自然垄断显然更为全面，也适用于多种产品情况的分析。分析经济特性是分析可维持性的基础，可维持性理论对政府为自然垄断产业制定进入管制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论民有金融制度创新的效用函数

在中国金融制度结构中,民有金融制度的变迁路径有别于"由国家创造了制度变迁或引导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它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组织等主体从各自的效用函数出发进行博弈的动态均衡.在民有金融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从事制度企业家活动.随国家效用函数的改变及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预示着在中国作为外部规则的国有金融制度逐渐缩减,而内部规则的民有金融制度则逐渐发育强大.这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特质.     

规制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

规制问题是产业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其正式进行研究是从19世纪美国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铁路运输规制开始的。一百多年以来，经历了从规制到放松规制的变迁，二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均有明显的经济绩效。遵循规制的发展轨迹：前规制——放松规制——再规则，可以探寻规制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     

分类适度管制:放松管制背景下的我国政府管制结构重构

伴随着西方放松管制改革的浪潮,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呼吁放松管制,但目前我国的政府管制面对的主要是行政垄断问题以及管制结构的不合理.因此,我国政府管制改革,不是"放松管制"的问题,而是管制结构重构的问题:一方面要消灭原来计划体制的管理体制、管理办法和管理方式,消除行政垄断,另一方面要转变管制重点实行分类管制,即根据垄断性产业的业务进行划分实施放松管制的政策;根据不同产业以及同一产业不同时期实施放松管制政策.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市场化途径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深刻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取向的市场化路径。笔认为，在入世之后我国国有企业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从政府的角度来完善制度供给主体和从企业的角度促进制度需求主体的发育，并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辅助性措施，是我们在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论市场经济中自然垄断产业的价格管制——基于政府目标函数的分析

鉴于垄断产生的基础是差异,而自然垄断者在超过成本递增的范围之后,仍然可以通过品牌或者成本优势以及其他因素,继续对市场实施一定的控制,所以自然垄断者的垄断地位具有内在持续性.在对自然垄断进行价格管制的过程中,政府的目标函数在不同的时点上是存在着差别的,进而会影响价格管制工具的选择.在自然垄断领域放松管制的趋势下,价格管制也日益宽松.     

论新型区域金融安全网构建与地方政府职责

国有四大银行在我国区域金融结构中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以四大商业大银行为主体、中小银行机构参与竞争的银行体系逐步形成,传统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区域金融安全网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当前,应逐步完善以中小银行机构为核心的新的区域金融安全网,将地方政府管理纳入事前防范体系;重点构建事后处理体系,建立同业救助基金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市场退出制度,以有效化解金融结构变迁中的区域金融风险。     

基于制度变迁的我国商品期货交割演进分析

交割是连接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是促使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趋合的制度保证。我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是在政府偏好主导期货市场的发展、现货市场基础逐渐加强和借鉴西方成熟市场交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从“零交割观点”到“限制交割观点”再到“无限制交割观点”的转变。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的演变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交割制度创新的路径应当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政府应放松对市场微观主体（投资投机者、套利者、套期保值者和经纪商等）合理的自发行动的限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市场微观主体则需加强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及互动,以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