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西部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挑战及趋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一带一路”及“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等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生态环境恶化、节能减排压力大等,又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西部开发依然位居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四大总体战略之首,“一带一路”新战略昭示了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方向和新蓝图;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也需要东、中部地区给予更多实质性支持;西部地区要增强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自然条件、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胡焕庸线”所描述的状况正是农业社会中区域经济活动与人口的分布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状况。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寻求最适合自己生活环境的内在追求，就表现为区域间人口与经济活动流向上的三个趋势：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城市化）；从山区向平原流动；从内陆向沿海流动（沿海化）。加大对西部的投资，仅仅是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一个手段，还有一个手段是消除人口流动的障碍，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     

关于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加速城市化进程成为中国21世纪的历史选择，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城市、体系、规模、等级、结构还很不合理，造成西部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城市产业结构老化，技术水平低以及小城镇主体虚弱等，为此，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提高工业化水平；发展农村经济，以加速整个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进程。     

工业化、结构转变与西部经济发展

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中国西部地区当前尚处于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因此西部大开发仍要坚持戒严化发展战略。本文在比较、整合经济发展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从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变的角度考察了建国50年来西部经济开发的进程，着重分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后果以及西部大开发的资源禀赋和初始结构，最后以全国经济发展形势为背景，结合西部大开发的现实起点，探讨西部经济发展（工业化）路径的重新选择问题。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基于产出和收入双维度和多时段的SPDM模型检验

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理论与方法,从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两个维度,分别对1978—2013年及1978—1992年和1992—2013年三个时段中国西部12省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均产出在各研究时段上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城镇居民收入较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具有更强的发散性;不论人均产出还是人均收入,在1992—2013年期间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发散性,经济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趋势;经济产出与居民收入均具有显著的空间示范效应与空间传递效应,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冲击对邻近地区影响显著。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在提升西部地区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同时,也应不断缩小西部地区内部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加快城镇化进程和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减少中国雾霾污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检验

建设数字中国与美丽中国都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ArcGIS软件可视化分析方法探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并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雾霾污染均呈现明显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特征;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可以减少本地区的雾霾污染,同时还能改善邻近地区的环境质量,这一结论经过引入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空间权重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减少雾霾污染的作用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更明显,而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外溢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此外,雾霾污染较轻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降低作用和外溢作用较大。因此,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赋能减霾效应,加强高污染、高排放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区域间技术合作与信息交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试论西部地区保险业成长的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

保险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推进器，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经济、体制、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致使中国西部地区保险业务发展缓慢，制约了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西部地区特点，采取超常规发展战略是中国保险业深化发展的关键。     

中国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

中国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恢复与发展，调整、加速发展三个阶段，在西部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已成为推动西部地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拓宽，与东部非公有经济的联合将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内部的管理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论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思想

“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地区发展非均衡邓小平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水平和条件出发，在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和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提出了地区发展非均衡思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邓小平地区发展非均衡思想包括三层含义：1．中国经济的地区非均衡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在自然条件、历史条件、文化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呈现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经济发展的区域…     

关于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加速城市化进程成为中国21世纪的历史选择.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城市、体系、规模、等级、结构还很不合理.造成西部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城市产业结构老化,技术水平低以及小城镇主体虚弱等.为此,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提高工业化水平;发展农村经济,以加速整个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进程.     

中国西部产业组织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本文在分析中国西部产业组织存在经济规模水平不高、行业集中度低、产业进入程度低与退出壁垒程度高等问题之后,提出西部产业组织优化的具体路径是调整和优化企业规模结构;鼓励中小企业的自由竞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激励和限制政策,维护合理的市场结构等。     

兰西格经济区发展规划研究

兰西格经济区是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集聚区和引领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先导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特色经济带。要推进矿产、水能等优势资源有序开发,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步伐,逐步消除瓶颈制约;坚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强化主体功能,优化空间布局,加强联合协作,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大数据：重塑“新计划经济”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肇端于1960年代的“新计划经济论”经历了一个从“计算机社会主义”到“大数据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其基本理论信条是“算法为王”，即借助信息技术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计划化。此信条在今天的典型表达是：大数据使整个经济生活呈现出一种可视化图景，“看不见的手”已然清晰可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新计划经济”论虽然持有对“市场”的承诺，却把经济计划全然奠立于大数据基础上，并由此提出全面恢复计划手段的实践构想，从而陷入否定“市场”也即否定大数据存在根基的理论境地。走出“数据拜物教”迷雾可以看到，大数据不能重塑“新计划经济”，但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宏观调控的新工具，大数据能促成“市场更加有效”与“政府更加有为”的双赢格局。     

新时代西部地区经济新动能培育的框架、现状、评价与路径

我国亟待关注西部地区经济新动能的培育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增速的平稳换挡,推进经济朝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因素,充分强调生产要素的循环与利用、生产行为的高效率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西部地区作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全面实现的核心突破口以及中国实现协调平衡发展的主要攻克区[1],完成西部地区经济新动能的培育, 以及新旧动能的平滑换挡任务依然很重。本文基于经济新时代的背景下,通过构建新动能培育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对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新动能培育的发展现状进行测度和评价,以提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新动能培育的政策建议以及相适应的路径选择。     

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模式设计及应用——以重庆马武镇为例

目前,学界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从国别、区域和区位三个层次展开,区位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但对镇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基于土地资本化、城市化、产业化等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循环经济理念,西部远郊镇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应以建设用地复垦为发展契机,以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和探索农地流转模式为抓手,通过多举措解决好城镇化和土地资本化实施路径、经济社会发展依托方式以及资金统筹安排模式等问题。     

对西部地区的援助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要实现经济起飞,西部地区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但区域内民间资本有限且难以集聚和集中,因此,必须从区外引入先进的理念、技术和制度,吸引外来投资,进而培育区内资本形成,让利于民,官不与民争利,放大微观主体(包括居民)经济剩余空间,形成良好的适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在当今西部发展困境中,中央政府制度性援助和财政援助显得尤为重要.而各种援助应以适合西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需要得到有效供给为目标.一是政策性支持与制度创新;二是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三是财政的转移支付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空间差异研究

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空间差异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非公有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也越高,工业发展也越具潜力;企业平均规模越大,工业发展水平越高;此外地域因素也是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应选择重点区域优先发展,以推动整个西部工业的大发展;要以民营资本为主导来推动西部工业的大发展.     

国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用生产函数的衍生模型分别对中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析,在东部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国外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表明我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引起的.     

区域经济效率与公平兼顾模型的构建及实证分析

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和难题之一。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基于SUP-CCR-DEA模型,在保证整体效率最优的同时,增加政府进行区域补贴后的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最小化的约束条件,建立区域经济效率与公平兼顾模型,对中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并用锡尔系数进行验证。分析表明,通过政府补贴改变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区域经济公平性,也可增进整体经济效率;西部和中部地区应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在缩小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也要积极改善各大区域内部的经济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