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污染排放:基于工业废气与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的对比分析

伴随我国引进FDI规模扩大,FDI在驱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其环境的影响备受关注.为了明确FDI与中国环境污染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00-2011年中国区域数据,分别选取工业废气与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FDI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当以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以工业废气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存在单门槛效应.并且我国现阶段引进FDI更多地表现为对环境的促进性.     

FDI与R&D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实证经济学分析

在就外商直接投资(FDI) 和本国投入的研究与发展( R&D )对一国技术进步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对比分析时,先借助于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中阿默的"边干边学"模型,将FDI 和R&D经过处理的存量数据分别视为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函数变量代入模型,然后通过构建FDI 、R&D和TFP三个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FDI 和R&D作用的时滞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而一国的研究开发投入才是推动本国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     

金砖四国碳排放、FDI引进与TFP的关系

选取1981～2008年的数据,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Maimquisr生产率指数法和超效率DEA模型对金砖四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分解变量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指数进行了测算;进而采用协整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金砖四国的碳排放与FDI引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或分解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相互影响.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中国的碳排放与FDI引进和TFP变动均没有显著的均衡关系,而其他三国的碳排放与FDI引进或者TFP及其分解变量均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来看,中国的FDI引进与技术进步变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但它们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印度和巴西的FDI引进是TFP或技术效率变动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TFP或技术效率的提高又是碳排效减少的Granger原因,俄罗斯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碳排放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内部化优势与FDI流入

传统文献在探讨FDI的影响因素时,主要集中在区位优势的实证研究上,由于替代变量的缺乏,对内部化优势的实证相对较少。与传统文献中的跨国名义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不同,本文构建中国省际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将其作为衡量内部化优势的替代变量,很好地控制文化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对FDI的影响。利用面板GLS估计和PCSE估计得出,加强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极大地促进FDI的流入;同时发现,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对FDI的促进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传统的区位因素对FDI的作用不断弱化。     

FDI与R＆D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实证经济学分析

在就外商直接投资（FDI）和本国投入的研究与发展（R＆D）对一国技术进步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对比分析时,先借助于内生性绎济增长理论中阿默的“边干边学”模型,将FDI和R＆D经过处理的存量数据分别视为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函数变量代入模型,然后通过构建FDI、R＆D和TFP三个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FDI和R＆D作用的时滞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而一国的研究开发投入才是推动本国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     

我国引进FDI质量的影响因素

我国利用FDI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利用FDI质量不高,这与利用FDI的模式密切相关.由Ozawa竞争力发展阶段决定利用FDI的模式可以推断,我国竞争力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区位优势决定了FDI质量.本文利用1985-2007年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研究了影响我国FDI质量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城市化、对FDI的欢迎态度、市场化与FDI的质量正相关;对外开放、科技水平与FDI的质量负相关,基础设施的各个变量并没有如预期的与FDI质量全部正相关,这些发现令人意外,原因可能与引进FDI的模式、某些制度形成的特点、FDI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以及度量FDI质量的指标差异有关.     

外资企业税收负担与FDI规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将外资企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其对地区FDI规模的影响，并通过测算相关系数来分析FDI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敏感程度，分析表明：不论是增值税税负还是企业所得税税负，都对地区的FDI规模有较强的负面影响，相比于增值税税负，FDI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敏感程度更高。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的Meta分析

应用Meta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国内关于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的22篇论文,结果表明,能源效率和FDI代理变量的形式对结果有显著影响,采用能源消耗强度或者能源生产率会降低得到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的结论,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会提高得到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的结论;采用能源消耗强度会更有可能得到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为负的结论;区分了FDI的来源地会更有可能得出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采用地区层面数据、样本数据年限越长越有可能得到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遗漏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控制变量会降低得出FDI对中国能源效率影响显著为正的结论。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山东省FDI与进出口贸易出现较快增长,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通过变量的平稳性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Johnson协整检验的分析,得出结论：FDI、进出口贸易总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FDI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以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代表的不同层次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发明专利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双重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于最低门槛值的省份,FDI会抑制发明专利的增加。在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的省份,FDI对发明专利有正向影响;FDI对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单一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水平小于门槛值的省份,FDI对实用新型专利有负向影响。在人力资本水平大于门槛值的省份,FDI会拉动实用新型专利的增加;FDI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FDI对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槛值省份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促进作用大于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槛值的省份。     

FDI与我国房地产业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来自上海市1980~2004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海市1980~2004年房地产业的FD I为样本,系统分析了FD I与我国房地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协整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显示短期内FD I对房地产业增长的影响通常存在4年的滞后期,格兰杰检验则说明FD I不是导致房地产业增长的直接原因。     

东道国劳资关系对FDI构成影响吗?——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1985-2008年中国相应数据，检验了中国劳资关系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中国劳资关系制度仍不健全，工会力量较薄弱，因此其对FDI不构成显著影响，一些传统因素如GDP、工资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等仍然是影响FDI的显著变量。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劳资关系规制的健全、工会谈判力量的增强以及行业、地区水平集体谈判的推进，劳资关系因素对FDI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中国FDI区位决定因素研究(1986—2009)

关于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决定,绝大部分研究仅仅关注决定因素的选择,而忽略了决定因素及其重要性可能会随一个国家或地区FDI的特性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类研究也几乎不考虑空间数据的特征。文章以中国为对象,顾及省域变量的空间特征,采用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并通过分阶段方式来捕捉FDI决定因素及其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空间特征确实在中国省域引进FDI中具有影响作用,FDI决定因素及其重要性会随时期动态变化。上述发现对中国各级政府以及跨国公司都具有重要政策和决策意义。     

FDI、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协整、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1983—2006年间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与GDP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弹性系数表明，进口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GDP的影响，说明进口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更主要的力量。     

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实情分析和决定因素

文章通过对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实情分析,考察不同规模企业的特征,并依 据投资国的国内因素分析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入世前后我国各地区FDI经济环境比较研究

文章按照入世前后两个阶段，对比地研究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各省级行政区域的FDI环境及其变化，确立了影响FDI区位分布的指标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文章对因子模型进行改进，得到了因子加权模型；以世界投资报告中选取的指标为基准，筛取了指标变量，并将1997-2004年的数据带入因子加权模型进行计算，得到了影响我国FDI区位分布的指标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并据此将入世前后我国各地区FDI环境进行了排序。     

人力资本、FDI技术溢出与区域自主创新——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2005—2009年的省际数据进行分析来检验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对区域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人力资本与FDI均对我国自主创新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助于对FDI所带来的国外技术的吸收。同时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技术创新能力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因而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来估计变量间的关系比经典回归模型更为稳健可靠。     

FDI对国内投资挤入还是挤出?——以技术差距为视角

本文首先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与外商投资之间技术差距的变化,然后以其为调节变量,对1999～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引进的FDI技术水平应与东道国国内投资技术水平相适应,如果FDI技术水平脱离东道国技术水平的现实,非但不能产生良性循环,反而会使东道国企业由于与FDI技术差距过大而缺乏追赶动力,不利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     

FDI、城市化与出口贸易——基于金砖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金砖国家1980~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以分析测度FDI与城市化对金砖国家出口贸易的传导机制和影响程度,并针对五个金砖国家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模型,以考察各变量对不同国家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FDI能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与出口贸易在总体上呈正相关,但也存在例外情况;人口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