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特质与税收道德的关系研究——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实证分析

纳税人的人格特质影响其纳税道德。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的中国大陆数据，通过对1 215名中国纳税人的实证分析发现，情绪稳定性、尽责性与税收道德显著正相关，外向性与税收道德显著负相关，开放性对税收道德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换言之，负责任的、情绪稳定性的纳税人乐于纳税，而外向性的纳税人喜欢逃税。因此，税务机关要充分了解纳税人，建立纳税人心理档案，并根据纳税人的人格特质施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和激励措施，以提升税收征管效率。     

税收信用的思想溯源

与中国古代的传统信用观相比，现代信用观不仅重视从道德的角度解读信用，更强调从经济和法律的维度展开对信用的全方位解读。从道德、经济、法律三个角度来诠释信用，会使我们形成一个丰富、立体的信用观。信用固然是人的立身之本、交友之道、经营准则和为政之基，同时它也是一种资本和财富的体现，在契约社会里守信还是公民的基本法律义务。税收信用的理论基础源于税收契约，是税收契约的延伸和升华。在现代税收理论中，税收信用是建立在税收活动中，表现和反映涉税主体间相互信任程度的标的，是由规矩、诚实、合作的征纳行为组成的一种税收道德规范。     

企业税负粘性研究:基于税务机关税收稽查的视角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税负粘性现象，即营业收入减少时企业税负的减少量小于营业收入等额增加时企业税负的增加量。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企业税负粘性受到税务机关税收稽查的影响，国税税收稽查收入比率显著影响企业税负粘性，地税税收稽查收入比率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我们还发现企业税负粘性程度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存在显著不同，同时，国税税收稽查收入比率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国税税收稽查收入比率对国有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在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则是显著的。     

基于VAR模型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与房地产行业税收的实证研究

从公开渠道收集商品房销售面积信息，从地税数据大集中系统抽取房地产行业税收数据，通过EVIEWS7.0软件分析相关数据，应用VAR模型揭示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房地产行业税收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数理上证明商品房销售面积对房地产行业税收具有显著因果影响，最后在模型分析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就如何提高房地产行业税收分析预测水平给出政策建议。     

从愿交遗产税谈税收道德

税收从起源到本质，反映的是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关系，道德先于税收，税收影响道德，道德贯穿于税收活动的始终。税收道德是商品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经济伦理，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同步，税收道德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论税收行为的道德缺失及其治理机制

道德规范是影响人们税收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道德规范与税收法律规范共同构成人们税收活动的行为准则，税收行为的道德规范是一种自律，要求征税人和纳税人应当如何去做，是税收行为合理化的基础。税收行为是否规范对收入分配公平、资源配置效率和GDP以及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可信度具有重大影响。税收行为的规范仅靠法律支撑将势单力薄，必须有道德的介入。     

腐败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基于省级数据的检验

基于1993~2008年中国地区层面的数据,以各省区腐败案件的发案数作为腐败的衡量指标,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影响的联立模型中引入腐败因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腐败既可以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或扭曲环境政策直接加剧环境污染,也可以通过降低收入水平间接降低或增加环境污染。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出先改善后恶化的动态变化,且受各地区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腐败对东、中、西部地区环境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梯阶差异。     

转轨时期的金融深化与地区腐败——理论及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Altunbas and Thornton的跨国经验证据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一国腐败。就理论而言,金融深化可以通过疏通信贷管道、完善监管体系等途径对腐败产生抑制作用。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深化影响腐败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1998～2006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综合各种计量方法对理论预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稳健地证实了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对中国省际腐败程度的下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进一步推动我国的金融深化进程以发挥金融的反腐败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政府数字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OFDI数据，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O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吸引能力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OFDI流入。     

关于企业税收负担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有效税率的测度

本文采用我国2000-2009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方法,深入分析探讨了中国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的影响因素构成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行业因素,企业个体特征因素以及时间因素。行业因素反映了政府对行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非常显著;企业规模大小对税收负担没有影响,资产利用率高的企业税收负担率高;时间效应在特定的政策变动期间非常显著,反过来证明了控制时间效应的重要性。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在使用Ordered Probit等计量模型分析后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具体表现在：（1）财政透明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财政透明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U型关系；（2）财政支出分权、民生类支出显著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并且其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抑制了两者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3）宏观税收负担率与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的关系。     

税收努力、宏观税负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实证

使用长三角41个城市2008—202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数据，考察税收努力、宏观税负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长三角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宏观税负的提高不利于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着“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提高→宏观税负增加→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下降”这一间接作用机制；长三角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越高，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抑制作用越明显，而宏观税负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负向影响则随着宏观税负的提高而不断削弱。     

税收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税收结构异质性的母国驱动力探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经济市场化、金融发展与反腐败

运用中国省级水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市场化在影响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都是有效抑制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市场化对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除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外,经济市场化的其他四个方面因素都对腐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要素市场发育还能显著增加金融发展的腐败治理效应,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相反。对于惩罚性和威慑性的腐败治理策略而言,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推动金融发展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试论财政支出配置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往经典文献的重要研究结论,总结出政府在财政支出配置过程中必须符合的三个基本原则:效率性、公共性和平等性.通过对三个基本原则的深入分析,发现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在本质上效率性、公共性和平等性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首先,效率性是财政支出配置的前提条件,因为政府的财政资源是非常稀缺的,如果在配置公共资源的过程中没有符合经济效率,那是对公民税收的恣意挥霍.其次,公共性是财政支出配置的政治基础,由于政府机构的行政低效和官僚的腐败猖獗,所以必须通过一种能够反映公民意志的政治程序才能约束政府的利维坦行为.最后,平等性成为财政支出配置的道德保障,它将让任何一个弱势群体享受到公共财政带来的普惠.     

吉林省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吉林省1978-2005年的税收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运用统计描述方法、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税收和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税收受经济形势和税收政策制度影响显著;税收和经济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税收和经济之间存在动态调整机制.     

吉林省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吉林省1978-2005年的税收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运用统计描述方法、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税收和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税收受经济形势和税收政策制度影响显著;税收和经济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税收和经济之间存在动态调整机制.     

从问卷调查看我国公民的慈善价值观

通过对问卷调查的客观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公民的慈善价值观具有多元性、传统性，并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社会“普遍化信任”的缺失。重构社会主义慈善文化的核心价值、加强社会诚信道德建设、培育和壮大社会慈善组织是当前慈善文化建设的紧迫任务。     

企业内部人际信任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工作年限为调节变量

文章将人际信任分成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两个维度,组织公民行为分成指向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和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两个维度,以200份企业人际信任调查问卷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均与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并且情感型信任比认知型信任对指向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更高的正向作用,认知型信任比情感型信任对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更高的正向作用。同时,利用层次回归的方法表明,工作年限对认知型信任和指向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以及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调节作用显著,而对情感型信任和指向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以及指向组织的组织公民行为调节作用则无显著影响。     

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重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1992~2011年省级层面的数据检验了制度环境中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等制度变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作为制度环境替代性变量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均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具有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两种类型的创业活动均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对私营企业家创业活动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企业家创业、创新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在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