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遵循比较优势了吗?——基于国家-行业层面

本文运用2005-2014年ORBIS全球企业数据库中的中国企业海外制造业子公司数量这一微观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尝试从国家-行业层面验证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制造业投资时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制造业投资时遵循了比较优势,即会将熟练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投资到熟练劳动丰裕度高的国家,而将熟练劳动密集度低的行业投资到熟练劳动丰裕度低的国家.另外,中国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寻求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Tobit截尾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ICSID管辖条款在存在征收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BIT是否生效及BIT内容是否包含ICSID管辖条款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进入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投资规模.     

税收饶让抵免对涉外投资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双边税收协定中饶让抵免条款对我国涉外投资的影响效应,运用2003~2010年37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模型分别检验了外国予以我国的税收饶让对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的影响以及我国予以外国的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饶让明显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但并未发现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建议在进行双边税收谈判与协定签订时,既要争取外国对我国的饶让抵免优惠,也要积极给予对外投资战略合作国家以税收饶让,从而充分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促进国内战略资本的优化布局,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协调。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以对外直接投资为渠道，借助于技术扩散实现获得技术优势或强化技术优势的目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技术信息或先进技术成为许多跨国公司的重要技术来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寻求动机不显著，削弱了对外投资获取技术的重要作用，由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和政府均应重视通过对外投资获得技术的意义。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首先分析了各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经验和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其次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从比较优势原则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从投资时机看，近期对东南亚各国发展产业转移型投资，对非洲各国发展工程承包型投资是有利时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早半拍”的原则，前苏联、东欧和中亚地区应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目标之一；从投资动机看，寻求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区域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的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进行研究,证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对外投资对象为发达国家、并购动机为技术寻求型的直接投资活动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持续时间更长,而对象为发展中国家、并购动机为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仅在并购后初期较为明显,长期效应并不显著。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利用1990~2011年40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显著地促进了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与发达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果更好。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得出,垄断优势论、邓宁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说、规避贸易摩擦的动机理论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优势理论并不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同时,由于假外资的存在,策略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我国并不存在。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分析

本文建立了三个模型：一个是国家层面的数理模型,用于分析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创新增长率的影响;一个是企业层面的博弈模型,用于分析技术溢出方的动机和行为;一个是企业层面的数理模型,用于分析技术寻求者的行为。通过这三个模型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进行分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文献综述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激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动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发展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别,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也大相径庭。通过对比归纳发现,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为集中,受东道国因素影响较多并大多有市场推动;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复杂多样,主要受母国因素影响且政府政策推动具有较大作用。这一比较研究也表明,在我国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应先考虑并区分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差异化结果。     

双边投资协定国民待遇条款的中国实践:历史经验与未来演进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条款的行为逻辑包括需求、类型和供给三个维度,分别与国家资本流动活跃度、国家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比例,以及国内国际规则差异度密切相关。通过改革开放初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三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国民待遇的国际和国内法律实践分析,阐明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国民待遇条款和中国对外开放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为合理平衡中国对外开放与规制主权,适当规避中国卷入投资争端风险,中国未来投资协定应谨慎明晰准入前国民待遇适用条件,明确国民待遇例外,逐步扩大准入前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范围。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东盟十国的 Panel Data 检验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本文采用快速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利用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实证性研究.研究表明,东盟各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状况、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均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因素;而东盟各国的汇率(直接标价法)、工资、税收均是显著的负相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和研究预期一致,表明市场寻求动机和效率寻求动机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机.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建议以促进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互补效应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坚持出口贸易,都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法(OLS),对2001-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互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三个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存在着互补效应;出口贸易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从长期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比短期更显著。并对结论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探讨

本文基于Martin＆Roger的自由资本模型,对其进行进一步推导和参数分析,得出有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五个假说,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经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出口拉动的特征。因此,我国应保持和加强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加快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并积极推动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以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     

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作者利用2004~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宏观区位面板数据,考察了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综合平台,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孔子学院助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通过文化交流互鉴降低了中外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以及通过促进国际友好合作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保护作用存在替代效应。同时,本文作者发现,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条件约束,在文化差异较小或制度质量较低的东道国,孔子学院的作用更加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就业效应：基于投资主体和行业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显著,发展迅猛。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通过可获得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和ADF检验,运用OLS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主体和具体行业就业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国内就业量有较小的替代作用,但对外商投资和港澳台...     

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东盟十国的Pane]Data检验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本文采用快速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利用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实证性研究。研究表明,东盟各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状况、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均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因素;而东盟各国的汇率（直接标价法）、工资、税收均是显著的负相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和研究预期一致,表明市场寻求动机和效率寻求动机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机。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建议以促进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基于OFDI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

基于2003年～2014年中国与143个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投资动因以及出口结构等指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比较顺、逆梯度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差异,以及不同投资动因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投资动因方面,我国顺梯度OFDI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型,逆梯度OFDI表现为技术获取型;差异性投资动因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技术获取型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且这一影响效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强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因素有很多,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选取1985-2007年的数据,以我国的GDP、外汇储备、汇率和出口为解释变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和出口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而汇率对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