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投资动机约束下的东道国制度偏好分析

将中国OFDI动机区分为市场、资源和战略资产寻求,将东道国区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将东道国制度细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特征。检验发现中国OFDI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具体投资动机上,对东道国制度偏好都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即低政治制度偏好和高经济制度偏好。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特征与全样本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而对发达国家则表现出了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内的整体高制度偏好。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OFDI技术寻求动机与出口强度——浙江跨国企业的证据

强调对外直接投资(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富有政策含义。在探讨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出口强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把浙江OFDI企业与东道国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 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究其影响途径,企业生产率与盈利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然而,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效应的同时,OFDI面临竞争性的加强也会降低企业利润率;(3)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正向影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此外,基于企业所有制、规模与年龄等分组研究结果表明: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不同类型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研究可以为浙江实施OFDI拉动出口提供现实借鉴,也可以为国家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推动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地方视角的微观证据。     

主权债务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为例,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主权债务风险与OFDI的结构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企业OFDI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及长期偿债能力则与OFDI存在正向联系,而且东道国长期偿债能力的提高对于OFDI的增长具有更大的积极作用。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经济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及双边贸易规模四个因素也对OFDI形成正面的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企业OFDI中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     

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对东道国行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1996~2012年动态面板数据,从行业层面检验美国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不同动机与东道国出口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资产寻求型FDI无论是通过模仿和学习还是员工流动,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均不存在明显影响;资产开发型FDI,尤其是市场寻求型FDI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影响程度最大。第二,资源寻求型FDI利用生产经营渠道对东道国出口强度起显著正向作用;出口平台型FDI借助示范效应降低东道国企业沉没成本以提高其出口业绩。第三,只有当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好时,市场寻求型FDI和出口平台型FDI对出口强度才表现为正向作用,而资源寻求型FDI对本土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不因东道国制度环境而改变。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有效的引资策略和出口政策,引导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政府数字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OFDI数据，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O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吸引能力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OFDI流入。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技术动因、制度调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87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技术动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低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输出特征,对高技术水平国家存在技术获取特征。制度及制度距离对中国在高、低两类技术水平国家的OFDI的调节存在较大差异。在低技术水平国家,东道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越差、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大越有利于增强低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在高技术水平国家,经济制度增强高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引力,而政治制度则限制中国OFDI的技术获取,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距离越小越能促进东道国高技术水平的吸引力。     

制度壁垒、组织学习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借鉴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视角,考察东道国区位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对中国企业选择对外投资区位的多重影响。基于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条件逻辑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和正式制度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正式制度风险的负向影响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或较多的国际股权联盟联系时减弱;而文化距离的负向影响只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时才有所降低。结果表明,特定的组织学习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由东道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障碍。     

基于OFDI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

基于2003年～2014年中国与143个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投资动因以及出口结构等指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和比较顺、逆梯度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差异,以及不同投资动因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投资动因方面,我国顺梯度OFDI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导向型,逆梯度OFDI表现为技术获取型;差异性投资动因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技术获取型OFDI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且这一影响效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强化.     

投资动机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GMM分析法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GMM分析法利用2004—2014年中国对11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从对外投资动机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整体上看,双边投资协定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影响;双边投资协定对不同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看,双边投资协定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积极的影响,而对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Tobit截尾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ICSID管辖条款在存在征收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BIT是否生效及BIT内容是否包含ICSID管辖条款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进入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投资规模.     

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为考察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2014年间中国对76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均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外债规模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在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支持“促进论”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外债规模吸引着中国OFDI,但不可忽略东道国外债规模、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都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促进效应这一事实.     

制度距离、相邻效应与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03～2017年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将相邻效应引入国际直接投资研究,采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考察制度距离、相邻效应及两者的交互对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检验四类制度距离对投资的正负效应的稳定性。结果表明,制度距离作用各异,文化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度距离阻碍了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法律制度距离、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则产生了正效应,但总体上制度差异对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产生阻碍作用。考虑相邻效应后,各国投资相邻效应表现为"互利共赢"。其中代表金融、贸易、财政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制度明显强化"互利共赢"作用,而文化、微观经济与法律制度距离弱化这种"互利共赢",随着相邻效应的增强,制度距离对投资的阻碍作用在削弱。据此提出在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中国需要充分发挥相邻效应,动态考虑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来平衡中南半岛国家两两邻国之间的投资利益关系,最大化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效应,实现中国与各国经贸合作的良性发展。     

中国O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研究——基于2003-2014年28个经济体面板数据

在国别差异视角下选取2003-2014年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并将所有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借助于投资引力模型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技术禀赋因素的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另外还发现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运输工具的革新，距离不再是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双边税收协定能否为中国OFDI企业的生存提供保障——基于条款异质性的深层次透视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分析了双边税收协定(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机理，并以2008—2019年中国A股OFDI企业为样本，设定企业生存能力综合量化指标，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BTTs已生效的东道国投资能显著提升其生存能力。其中，BTTs对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跨国并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缓解关系规制风险是BTTs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地，本文依据协定条款细则，构建了完整立体的BTTs异质性指标体系，实证结果揭示特殊型常设机构约定、消极投资所得预提税和利益限制条款是提升OFDI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性条款。     

税收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税收结构异质性的母国驱动力探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