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改居”居民的城市社会融入现状与对策研究

"村改居"居民的城市社会融入是一个在互动中不断反思、在能动中持续参与,逐渐增强自己的城市社会特质的过程。经济层面的融入不一定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但是其他层面的融入却始于经济层面的整合。调研中70%以上的"村改居"居民参与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64.8%的人能够持续参与。各种可替代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动性。他们有与城市互动的要求却缺乏条件,反思自身的差距却难以改变。其影响因素主要在于交往能力、就业收入、文化程度和一技之长以及政策制度等。基于以上论述建议:加强居住空间的社会性质建构,拓宽城市社会关系再生产途径;打造多元主体支持的就业创业治理,激发城市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整合基层社会,突破社会资本的结构性排斥。     

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然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经济收入和制度资本的影响和制约。为了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大教育投资,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增强人力资本;搭建城乡互动平台,打破城乡互动壁垒,提升社会资本;促进城市认同,激发自信、乐观和希望,维护心理资本;促进就业,提高工资水平,增大经济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制度资本。     

进城农民劳动报酬决定因素研究——基于Crosstabs方法

进城农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流动、就业、权益与社会融入均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文章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就业方式三个维度对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行研究,并将三个视角进行了变量操作化,通过描述和交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进城农民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就业方式均不同程度影响进城农民收入水平,而人力资本对劳动者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业方式越趋于"稳定",进城农民劳动力收入则可能越高,而本文所选取的社会资本指标未能显著影响进城农民收入水平。     

转型社会中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的缺失与构筑

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城市社会资本的构筑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加速市民化进程。当下,农民工在城市中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其城市融入过程。因此,应当建立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的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构筑框架体系,不断丰富农民工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的存量,以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反城市贫困:基于财税政策的视角

城市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消除贫困已成为各国政府以及国际性机构的主要任务。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贫困日益凸显,主要原因在于分配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政府应立足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消除社会排斥来选择有关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消除贫困的目标。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分析的视角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共同构成了其"驻"与"返"判断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相关组织系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活动效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却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效力,从而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在城市完成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必须明确以下路径:从滞留(共栖),到城市适应,再到城市融入(竞争、合作、内化与认同等),最后实现融合(共生)。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研究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其城市融入机制非常重要.目前,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方面呈现出了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异化、经济限制、生活隔离与心理排斥.这必然会阻碍社会融合与危害社会稳定.现在,中国具备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融入机制的有利条件,所以我们必须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整合城乡就业市场,构建城市安居工程,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培育其社会资本,消除社会歧视等.     

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基于武汉市三个典型社区的实证研究

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问题对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城市贫困家庭为研究对象,在可持续性生计框架的理论基础上,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量了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构成,研究了其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总体匮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分相对较高,金融资本得分最低;人力资本对选择就业的生计策略具有促进作用,而社会资本具有反向作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丰富的贫困家庭选择正规就业的可能性较大。     

农民工群体生活状态与态度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分析

根据对重庆市的抽样调查,较低的收入和消费、较少的社会资源、相对封闭的人际交往,是目前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贫富差距大、社会存在诸多不公平”是农民工较为一致的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提高经济收入、希望家庭和睦是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农民工因职业分化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分化进一步导致社会意识多样化;大多数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应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通过制度创新保障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加快各阶层流动,进而缓解阶层冲突。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贵州省953个农民工创业样本

利用贵州省953个农民工创业的调查数据,从创业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视角构建影响农民工创业意愿的二元Logit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社会资本(朋友关系、参与社团),心理资本(乐观、坚韧、幸福感)均与农民工创业意愿显著正相关,而人力资本中所获得的培训变量不是影响农民工创业的显著因素。     

集聚经济、经济密度和城市劳动生产率——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

以1998-2010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市辖区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A.Ciccone (2002)提出的模型,估测了江苏省各城市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而后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密度的关系.结果显示江苏省苏北地区城市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密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其城市生产率对经济密度的影响弹性为13.5％,从而验证了该地区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而苏南地区城市生产率对经济密度的弹性为-3.9％,表明该地区城市集聚经济的负效应出现.     

个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我国要构建知识型社会,科研人员的培养和发展相当关键,通过从科研组织的个体层面出发,结合相关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创新行为关系构建了相关模型,展开实证研究,探讨了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在个体层面,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创新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个城市1 076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总体上不强烈,农民工的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及社会融合对其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资本对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进城农民群体内在类别状况及比较研究

进城农民群体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其规模大、结构复杂、衔接城乡，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对其内在结构的探索并不充分。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两步聚类方法探索进城农民群体的内在群体结构实质发现，进城农民群体内在“自动”分化为两个群体——“成长型”和“成熟型”，相对于“成熟型”进城农民，“成长型”进城农民群体人力资本更高、社会资本较低、工作和收入较稳定、市民意识更强。两个群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形式与收入”、“身份定位与认识”四个方面总体上差异显著。     

农民工职业选择行为分析——从职业性质与职业类型的角度

一般认为,如果农民工能够在城市获得一份长期合同或者能够从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工作,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融入城市。这有利于缩小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基于CHIPS 2007数据,应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从职业性质和职业类型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内生约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职业选择行为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受教育程度以及强社会关系对农民工获得长期合同以及技术管理类职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村创业者获得正规信贷支持的影响因素与性别差异———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以辽宁省９市、１２６位农村创业者样本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创业者正规信贷支持的影响,以及其中存在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农村创业者在获取正规信贷支持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农村男性创业者获得正规信贷支持的发生比是农村女性创业者的１．６倍;社会资本对于创业者获取正规信贷支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于农村女性创业者的作用大于农村男性创业者;社会资本分量指标中“网络规模”和“网络构建”对农村创业者获取正规信贷支持有正向影响;通过扩大关系网络规模和容量、增强社会参与和组织参与程度,农村创业者能有效提高自身获取正规信贷支持的可能性。     

论创业女性人力资本协同开发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先进性别文化对创业女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探讨先进性别文化背景下创业女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协同开发模型与机制,旨在提升先进性别文化视域下创业女性的竞争优势和社会贡献度。     

关于可持续发展模型的理论设计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追求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发展方式。该理论及其模型的发展价值观是自然、经济和社会三维系统高度整合的理论概括。在其总体理论模型的设计中 ,这三个系统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变量 ,由此出发又引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和“社会资本、技术资本、生态资本”两种组合形式的可持续增量模型。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期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