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就业增长的影响

基于要素增强型生产函数构建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7—2013年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制造业部门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呈互补关系;1987—2013年整个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并且其各行业的技术进步也基本偏向资本;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对整个制造业就业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与1987—1999年相比,2000—2013年技术进步偏向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明显下降;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资本替代劳动特征,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对劳动的替代较小,而工资上涨进一步诱导行业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为保障就业稳定增长,应加强对前沿技术引进的宏观调控和管理,降低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实现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及阶段划分——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1978—2013年的测算和分解

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当规模报酬不变时,资本产出弹性等于资本收入份额,劳动产出弹性等于劳动收入份额,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采用1978—2013年我国东、中、西部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9—2013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上还是以中性技术进步模式为主;1997年前各地区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而1997年后表现为资本偏向型;1997年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技术进步偏向直接影响到我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高劳动产出弹性、降低资本产出弹性有助于减缓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滑,进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     

能源消费困境：促进工业增长与阻碍结构调整并存——生产要素贡献和能源强度分解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能源消费的增长会促进工业产出的增长，但也会阻碍工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将能源作为生产要素引入C-D生产函数，利用中国2000—2014年工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相关数据，测算能源消费和其他要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并运用LMDI能源强度分解模型分析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对工业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增长具有“资本和能源双驱动”的特征，能源产出弹性接近同期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要素贡献则表现为“资本和能源为主，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为辅”；工业能源强度不断降低，但下降幅度趋缓；工业能源强度的降低得益于各行业普遍的技术进步，但通过技术进步进一步降低能耗已越来越难；工业结构升级进展缓慢，高耗能产业增加值比重不降反升，结构因子对能源强度降低具有负作用。因此，未来要进一步降低工业能源强度，必须重点推进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和升级，减少工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     

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与技术选择———基于要素替代弹性分析的经验研究 /张月玲 叶阿简

本文从要素替代弹性视角实证分析1996-2010年间我国技术进步方向的变迁与要素价格扭曲引起的技术选择偏差。结果发现：（1）中国的技术进步表现出资本技能双重偏向性特征,资本偏向性程度的加深不仅加大了对技能劳动的替代,更加剧了在分配上对劳动的掠夺性;（2）技能和非技能劳动投入存在适度匹配。资本深化并不排斥非技能劳动,但随着非技能劳动投入持续负增长,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匹配失当,技术无效率持续陷生产于不经济区域内;（3）资本对技能和非技能劳动都富有替代弹性,尤其是资本对技能劳动替代严重,这是要素价格扭曲下的技术选择偏差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导致的就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技术进步方向与技术选择——基于要素替代弹性分析的经验研究

本文从要素替代弹性视角实证分析1996~2010年间我国技术进步方向的变迁与要素价格扭曲引起的技术选择偏差。结果发现:(1)中国的技术进步表现出资本技能双重偏向性特征,资本偏向性程度的加深不仅加大了对技能劳动的替代,更加剧了在分配上对劳动的掠夺性;(2)技能和非技能劳动投入存在适度匹配。资本深化并不排斥非技能劳动,但随着非技能劳动投入持续负增长,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匹配失当,技术无效率持续陷生产于不经济区域内;(3)资本对技能和非技能劳动都富有替代弹性,尤其是资本对技能劳动替代严重,这是要素价格扭曲下的技术选择偏差和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导致的就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     

资本配置、体现式技术进步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持续增长

资本间合理配置对我国经济的高质量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基于一个含有建筑资本与设备资本的增长模型，首先对经济增长率同建筑资本与设备资本比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建筑资本与设备资本比率越偏离稳态，经济增长率越高，在稳态的左（右）侧，经济增长率同建筑资本与设备资本比率负（正）相关。然后，基于2008~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种资本配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同建筑资本与设备资本比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更深层次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建筑资本与设备资本比率上升，使得蕴含在设备资本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率降低，从而降低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因此，欲保证未来我国经济的高质量持续增长，必须降低建筑资本与设备资本比率以提高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率。     

资本、劳动、技术进步与乡镇企业产出增长——基于1978～2005年的历史数据

基于1978～2005年的面板数据,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运用广义C-D生产函数建立模型,对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各生产要素贡献率和不同时期(若干个"五年计划")的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及各生产要素的年平均贡献率进行了全面测算和考察,并辅以"Chow检验"方法,对改制前后乡镇企业生产函数模型估计结果中相关参数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目前乡镇企业的产出增长主要还是靠劳动、资本投入来拉动,特别是以高资本投入来推动,这一趋势近年来还在进一步加强.     

要素禀赋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统计分析——基于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

将环境作为一种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以各省市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地区要素禀赋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劳动力、实物资本及环境投入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由于尚未满足经济市场的需求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实物资本投入,带动产业升级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有效手段;经济发展中位地区,劳动和实物资本投入均能明显拉动经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实物资本投入作用减弱,市场对于创新技术和人才的需求是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     

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通过经济增长核算的方法,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数据将中国经济增长分阶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处在初级阶段,特点是资源消耗大、增长依靠资本投入、收入不平等。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分地依赖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导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受阻。要想突破这种增长阻力,必须利用合乎中国资源禀赋的技术进步,即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才能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具体措施是在生产领域采取诱致性创新。     

中国乡镇企业产出增长来源实证分析

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概况和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以实际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 ,对乡镇企业产出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规模损益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 ,分别考察了技术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规模损益对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的绝对拉动作用和相对贡献份额 ,并分别考察了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的波动程度、乡镇企业的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及有机资本构成情况。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保证乡镇企业健康、稳定、持续增长的若干政策建议     

重庆市制造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1—2010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将技术无效率和环境代价纳入了分析框架,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该模型将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本深化3大部分.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但50％以上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得到了改善或维持不变;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充分发挥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后续发展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环境约束下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路.     

资本深化、要素技术效率与产业升级——基于1998—2019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生产资料的不断积累和更新带来经济系统中各产业的资本深化,资本深化又带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有偏技术进步则使不同要素的技术效率发生不同的变化,影响各要素的投入结构和产出效率,进而推动产业升级。采用1998—2019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估计要素替代弹性,并测算各行业的劳动技术效率和资本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多数行业的劳动技术效率高于资本技术效率,且劳动技术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而资本技术效率先上升后下降。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要素技术效率在资本深化促进产业升级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资本深化、劳动技术效率提高和资本技术效率提高均可促进产业升级,资本深化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技术效率促进产业升级,但也可能通过降低资本技术效率抑制产业升级。因此,要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适度推进资本深化,优化要素配置,充分发挥要素技术效率提高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进而通过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资本利润率变动趋势及成因

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深入探讨服务业资本利润变动及其规律。本文通过提出四个假说，构建了中国服务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服务贸易增长与服务业资本利润率变动的分析框架，并采用1978-2007年的权威统计数据进行实证。计量结果表明：服务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市场化水平、服务贸易发展与服务业资本利润率之间均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市场化水平、技术进步对改善服务业资本利润率水平作用更加显著。文章最后提出了简短结论及对策。     

基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广西经济源增长分析

文章在区分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对广西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实证研究,探索了广西经济增长过程中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情况,并测算出1990-2012年间平均技术进步率大概在2.1%-3.0%之间,与其他省份相比处于落后地位。最后通过拟合内生增长模型计算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各年份中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得出广西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的倒V型变化趋势并发现广西在2002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后出现平缓下降趋势。     

浙江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贡献率关系实证分析

在完全竞争均衡假设条件下,新古典主义将技术进步理解为是传统的要素投入的增长所不能解释的那部分产出增长,并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良好指标。通过运用计量模型构建与引入制度变量和经济结构变量的C—D函数,运用浙江省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资本、劳动、科技和制度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经济增长,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结构因素与制度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出去,从而测算出比较真实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资本结构、体现式技术进步与我国增长悖论

基于一个含有资本结构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本文以2004—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对象,运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资本结构对我国“增长悖论”的影响,探讨资本结构影响我国“增长悖论”的深层次原因。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增长悖论”的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结构没有朝着有利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方向变动,设备资本占总资本比重的下降抑制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破解我国“增长悖论”的政策建议,即除了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外,应该调整投资方向,引导资金避免过度投向建筑投资品,而是更多地投向设备投资品,以提高设备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优化资本结构,促进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     

基于Cobb-Dauglas生产函数对贵州经济增长的研究

Cobb-Dauglas生产函数是描述产出和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之间关系的一个经典公式,以其为媒介,对贵州省1979—2008年30年间的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等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促进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其中资本投入的推动作用更大一些;科技投入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极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和要素动力再探讨

通过构建包含技术进步、资本、劳动以及人力资本的C-D(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1997—2009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和要素动力展开实证探索,并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之外,加大投资力度、提高劳动投入、改善人力资本水平,都是我国经济在今后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关键。此外,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重点提高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资本投入数量,大力改善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人口向西部地区转移,也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在未来的持续高速增长。     

不对称性减排增加了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吗

基于2005—2015年中国与欧盟28国（EU28）19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京都议定书》执行期间不对称性减排是否导致中国对欧盟碳密集行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增加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欧盟对中国“碳泄露”作用机制的存在性。克服内生性后的实证结果表明：欧盟对中国的“碳泄露”作用机制仅存在于在高碳排放行业中,但整体出口工业行业与低碳排放行业并不存在显著的碳泄露作用机制;研究期内中国工业行业内部研发活动的增强有效促进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但工业行业企业规模的增加对比较优势的作用并不明显,企业尚未形成规模经济,进口关税水平对工业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效应同样不显著;研究期内中国工业分行业资本劳动比逐年递增,但资本深化进程中的技术选择偏差导致资本劳动比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显著。     

FDI是否促进了生态效率的提高——来自我国省际数据的考察

文章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效率的影响,认为FDI既对生态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环境技术进步对生态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其影响的净效应取决于两种影响的方向与大小。随后,文章构建由经济增长方程、环境技术进步方程和生态效率方程共同组成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2000~2012年我国省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直接提高生态效率,还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和环境技术进步间接提高生态效率,后者的效应大于前者,并且各区域的影响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