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与扶贫政策——以贫困指标为依据

基于对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变化的分析,找寻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并且根据长期性贫困的变化,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研究发现,当某贫困线的贫困率低于5%、贫困人口规模在3500万左右时,存在提高贫困线的契机。新贫困线下的贫困率可以达到13%、贫困人口规模可以达到10000万。同时,提高贫困线之后,可以根据贫困线调整前的数据计算长期性贫困,将处于长期性贫困的人口视为边缘化贫困,针对边缘化贫困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扶贫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村社会的动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大批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使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农村问题.其中,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他们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载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关系入手研究农村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     

和谐社会构建中反贫困"双轨制"模式的并轨研究

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可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反贫困是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但中国消除贫困的任务仍相当艰巨.尤其是反贫困政策中的"双轨制"模式既凸现了中国政府反贫困绩效的局限性,又成为和谐社会构建中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时代性课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城乡反贫困模式的并轨.     

农村丧偶妇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村丧偶妇女,在社会生活中面临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她们不仅遭受经济、情感、社会等多重排斥,难以挣脱以丈夫为中心的家庭网络,在"母体家庭"网络中始终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而且往往会走向贫穷,成为农村新的贫困对象与社会弱者。丧偶妇女自身、农村基层组织、政府部门应探索建立有效的帮扶机制,帮助农村丧偶妇女摆脱困境,增强其获取资源、抵御风险的能力,防止农村贫困现象的反复与蔓延。     

脱贫与经济增长:"贵州新现象"探析——贵州云南两省的比较研究

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贫困率的下降,然而,对于增长很慢的经济体或经济增长没有带动贫困率降低的案例,这种假设似乎并不成立.中国两个较为贫困省份的数据展示了这样一个谜题:贵州省的经济增长缓慢但农村贫困率的下降较为显著,对这一现象不妨称之为"贵州新现象";与此同时,云南省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困率下降较为迟缓.根据相关考察和统计数据的分析,交通、流动人口、旅游业和矿产业四个因素是解释这个谜题的关键.这四个因素在两个省的不同分布和构造解释了它们经济增长与贫困率下降关系中的不平衡性.     

“新土地改革”背景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探析

本文在"新土地改革"的背景下,分析了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提出了在"新土地改革"契机下,以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为突破口创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特征及变动趋势分析

本文通过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贫困监测报告等统计资料,结合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综合分析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及其变动趋势。一方面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贫困山区,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较高且相对集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人口内部群体分布趋势明显,受教育年限低、纯农户、家庭人口负担重、老人、儿童等易陷入贫困。同时相对贫困、代际贫困问题也日见突出。针对这种发展趋势和新特征提出了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基于动态门限回归模型

民众创业不仅是农村减贫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前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鼓励的农民增收措施.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收入、教育与医疗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民众创业对中国各省份的农村多维贫困存在显著的动态非线性影响效应.其中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阶段,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削减作用较弱,甚至出现个别指标不显著.但突破门限值达到较高阶段后,民众创业对农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的削减效应均显著增强.但在市场化程度的高区制,民众创业通过促进城镇医疗机构的发展,"挤出"农村医疗设施,加剧了农村医疗贫困.进一步发现生存型创业比机会型创业有更低门限值,且机会型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作用更突出.政府部门应采取政策引导、金融支持等多种措施鼓励民众创业,尤其是鼓励机会型创业,以发挥民众创业的减贫效应,这能较好地降低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并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云南边境地区贫困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农村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彻底的解决,云南边境地区的反贫困问题更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阐述云南边境地区贫困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和探讨了云南边境地区贫困的原因,并提出摆脱贫困的对策和措施.     

我国失地农民贫困现象分析

失地农民是我国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新出现的贫困阶层，他们不仅缺乏可供利用的经济资源，还缺乏改变这种状态的机会和能力，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我国失地农民的贫困具有被动性、区域性、边缘性和保障缺失性等特征，是当前诸多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潜在因素中最危险的因素：失地农民的困境折射出我国社会均衡机制缺损的现状，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是导致失地农民数量增长过快，使其陷入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重要原因。     

后小康社会以消费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研究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继续发挥好以消费治理相对贫困的作用,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从后小康社会以消费治理相对贫困的现实意义及其实践成效入手,在重点分析农产品供给能力不足、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体验有待改进、长期可持续性有待观察等制约以消费治理相对贫困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农民、社会力量、企业等多方面的作用,着力构建并完善“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模式,进而更好地提升我国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有效实施。     

贫困大学生“精神贫困”问题对策研究

目前,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高校对贫困生的资助及帮扶体系日渐完善,但有相当一部分贫困生因学习、生活、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和各种心理的困扰产生了"精神贫困"的现象。这一现象已成为家长揪心、学校担心、社会忧心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社会、学校、家庭应理解贫困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引导,注重在经济资助的同时加强精神关怀,帮助贫困生健康成长。     

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

借助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减贫得益于财政支农工具与城镇化战略的交互协同效应,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促进效益更强;财政支农投入中的扶贫性投入和就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脱贫,而综合性开发支出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中西部地区更具农村减贫的拉动效果;虽然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但随着财政分权、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医疗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会得到相应抑制。     

尤努斯的小额贷款经济思想对我国农村扶贫的启示

2006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和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以表彰其为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格莱氏银行累计放贷高达53亿美元,帮助400万穷人脱贫自立。尤努斯创造的格莱珉(乡村)银行,不仅对我国的扶贫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且有助于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     

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及"多元化模式"的确立

中国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建设的多层次性。目前国际上已有的3种保障模式：“保险型”、“福利型”和“国家型”都难以满足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需要，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多种所有制的并存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国应实行一种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保障模式：“多元化模式”。     

我国社会救济的区域失衡及其矫正

我国社会救济存在城乡失衡和地区失衡,使社会救济与贫困状况在区域上不对称,其原因主要在于救济体制的缺陷.应改革二元救济制度,实现救助措施的多元化和科学化,并强化受救助者的自救意识,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救济的相对均衡.     

中国农民的权利贫困分析

民众的贫困一般可以分为四类即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目前，中国农民既有物质贫困的一面，也存在能力贫困的问题，至于动机贫困则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还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的一大贫困是权利贫困。中国农民的权力贫困主要表现在参与权利的贫困，迁徒权利的贫困，社会保障权利的贫困，教育权利的贫困，抗争权利的贫困和财产权利的贫困等方面。这些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要解决现阶段中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必须还给中国农民一个平等的公平的公民权利。     

巴西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救助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贫困和不平等一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难题。在与贫困斗争的历程中,教育等人力资本的缺乏与贫困的本质关联性被广泛认可,并由此产生了附带条件的现金转移制度,其目的在于缓解社会贫困的同时促进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家庭津贴计划是一种附带条件的现金转移制度,巴西家庭津贴计划的有效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在回溯巴西家庭津贴计划产生背景的基础上,剖析该计划的运行机制与实施效果,最后从树立发展型社会救助理念、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制建设、塑造个体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注重政策的家庭导向和性别差异、夯实并拓宽儿童福利等角度对完善我国社会救助政策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