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挤进效应分析

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政府实施了以财政扩张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促进社会投资的增加。但一些学者认为国债的发行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本文以国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为出发点，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拉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国债发行不会对民间资本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反而由于我国国债投资的同时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因而对民间投资具有“挤进效应”。     

论国债投资政策与其他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协调配合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刺激投资和消费、促进宏观经济的均衡和起到了积极的效应，但借鉴国际经验及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分析，我国还须加强国债投资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投资与转移支付政策等财政政策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以充分发挥各种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合力效应。     

民间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基石

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4年以来，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投资主体仅仅依靠国有投资，民间资本实力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有充分重视民间投资，完善投资体系，才能使积极财政政策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论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目前，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面对递减的财政政策效应，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分析，都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要注意改善财政收支状况，正确处理政府投资与企业、民间投资的关系，调整原有分配体制等。     

我国近期财政政策的调整思路

我国自从1995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面对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原来以国债进行公共投资为主的增支政策力度应减弱。近期财政政策走势为：一是财政政策的实施对象应包括民间经济，二是应启用减税政策，三是财政政策的方向和措施应进行调整。     

双向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来自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互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中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小于西部地区,而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则大于西部地区。此外,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投资水平、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出口贸易、资源禀赋和政府支出也都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启动民间投资--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投资的适度增长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有序运行和快速增长。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民间投资能否被新一轮政府投资所带动。目前经济增长的瓶颈之一就是民间投资不足。因此必须进行政策改进，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政府职能、法律法规、市场准入、投融资体制、政府投资刺激、税收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进而启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对当前继续推进民间投资的思考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矛盾由供给短缺转变为需求不足。1998年以来，为推动GDP的增长，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总方针，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每年保持在7—8％的水平上，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格局已经形成，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但在分析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后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投资贡献仍然占主导地位，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为增强经济增长的自主机制，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就应加快民间投资的步伐，扩大投资需求的空间。     

论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

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四年来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在国际国内已得到公认，但是由此产生的挤出效应抑制了民间需求力量的成长，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支出的增加，并且，我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问题也到了该引起重视的时候，因此，从长计议，有必要对现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调整，从而做到既有财政政策扩张对经济的推动，又尽力避免挤出效应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     

投资需求变动及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评价

对政府已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价,指出必须把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点由政府投资支出转移到扩大民间的投资。     

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民间投资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就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要注意投资与消费的双向启动；二要调整财政投资的方向与结构；三要有效启动民间投资，增加民间投资者的信心。     

发达地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利用浙江改革开放后30年的数据资料，对发达地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进行协整建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地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存在惟一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于民间投资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都有正向的挤入效应，不过这种挤入效应较弱。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中国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但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文章通过对影响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的分析和中国近几年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分析,认为目前的中性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注意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减少公共支出,多运用税收调控方式。     

4万亿：警惕“挤出效应”

为应对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拟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对此，应警惕积极财政政策下的“挤出效应”。本文引入混合政策下IS-LM模型，结合国内相关专家对“挤出效应”不同观点，对当前实施的拉动内需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挤出效应”，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浙江民间投资现状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民间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民间投资已经成为该省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1980-2002年的20多年间,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5.2％,比国有投资高出2.5个百分点。2000年起,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浙江民间投资活动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期。2000-2002年的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文章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以全国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为研究单位,运用面板VAR模型动态分析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并且中西部地区的挤入效果比东部地区强.同时民间投资相比政府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关系研究述评

近两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经济企稳向好,政府投资在此次反经济危机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一国经济发展不能只依赖于政府投资,更要关注民间投资的发展,民间投资才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原动力.那么中国政府投资到底是挤入了民间投资还是挤出了民间投资?抑或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没有影响?本文总结了中国现有有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文献,并进行了简短的评论,指出了可能的研究方向,为后危机时代政策制定者协调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当前国债投资政策宜进不宜退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为抵御其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从1998年起实施了以扩大国债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至今，连续四年实施国债投资政策，成效显。目前，我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于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应否淡出”众说纷坛。究竟“是否应继续实施国债投资政策”成为争论的焦点。本着眼于我国国债投资政策实施的现实状况，结合中西方经济学理论，就国债投资政策的利弊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国债投资政策宜进不宜退。     

财政支出政策会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吗? ——基于地方竞争框架下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谋求区域平衡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能否发挥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关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与稳定。因此,需要准确评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现有文献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估测财政政策乘数时忽略了我国特色的地区竞争机制。"锦标赛"式的地区经济竞争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区间的财政竞争模式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深刻影响,忽略该机制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研究发现:第一,当不存在地区竞争机制时,欠发达地区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当地以及全国地区的产出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第二,当存在地区竞争机制时,欠发达地区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产出效应会被削弱,无法实现谋求区域平衡发展与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目标。第三,随着地区竞争程度的加剧,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出现分化,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性公共投资乘数由4.09降为3.10,而发达地区的生产性公共投资乘数由3.86升为4.86,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中央政府如果试图兼顾财政政策的"效率"与"公平"目标,避免地区间盲目竞争,改革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当务之急。     

“扩大内需”政策应重点把握的几个关系

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针,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应注重把握好投资与消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消除消费障碍,努力使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同步双向启动;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培育融资环境,激活民间资本;抓住调整经济结构的机遇,制定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近期经济增长与长远经济发展两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