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杜邦体系各分解指标的替代顺序

在现行财务管理教材中，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对于净资产收益率(ROCE)影响因素分析的替代排序为：销售净利率、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但在进行指标变动原因的定量分析时，各分解指标的替代顺序改变，则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也就不同。笔认为，按权益乘数、资产周转率和销售净利率的变动顺序进行替代更科学，更能揭示各指标变动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程度。     

高科技上市公司资产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高科技公司的资产结构与盈利能力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说,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营业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与资产结构相关关系较强,净资产收益率与资产结构关系较弱。其中现金资产比率从2010年至2012年呈逐年下降趋势,现金资产比率各盈利能力指标的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应收款项比率对净资产收益率有一定解释能力,影响显著;存货资产比率对营业利润率有一定解释力;固定资产比率对三个盈利能力指标影响显著;无形资产比率分别对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影响显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评析

介绍了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意义，讨论了加权平衡净资产收益率的各种计算方法，分析了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局限性，以利于正确认识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科学地评价上市公司的收益水平。     

董事会的治理绩效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回避了国有股定价问题、董事激励中的政治因素、行政部门的经营干预、国有股股权变动的审批问题等一系列非市场因素,以2002~2005年的民营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消除了非观测效应的影响,寻求中国证券市场的董事会治理机制运行规律和效果。通过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程度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报酬最高的三名董事的报酬增加与较高的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和资产收益率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体现了董事激励的重要治理效应;年度内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每股收益和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年度内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每股净资产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关于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分量回归模型,以2006--2009年间沪深两市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核心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市账比和每股净资产为度量公司治理效率的替代变量,考察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债务期限结构对核心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净资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长期债务的使用比例会显著影响公司治理效率。     

EVA指标对高净资产收益率上市公司否定性检验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介绍了EVA指标,如何对上市公司中的高净资产收益率公司的业绩进行否定性检验的实证分析。     

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相关因素分析

以净资产收益率、高管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国有股比例和赫德芬指数等为解释变量,利用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广州市深、沪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管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国有股比例和赫德芬指数等因素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应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以高管期权等为激励手段的长期激励机制建设,并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资产定价问题研究

本文以上海股票市场价格为代表对资本资产定价问题进行研究,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结果表明,上海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用总股本、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进行检验,发现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是决定收益的因素之一,这说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能解释中国的现象。     

每股收益与净资产收益率辨析

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是评价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两个重要指标，也是投资最为关心的两个指标。每股收益是指当期净利润除以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即每股普通股所获得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是指当期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即单位股东权益所获得的净利润。一般情况下，若某公司的每股收益较高，那么其净资产收益率也较高。但是，当对不同公司进行比较时，每股收益高的公司其净资产收益率不一定也高。下面举例说明。     

限售股解禁的市场波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A股限售股解禁的事件研究

选取2007～2009年A股市场具有解禁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计算出解禁事件发生的窗口期内公司股票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AAR),并利用单样本T检验研究了限售股解禁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发现在股指上升期和下降期具有解禁行为的上市公司的异常收益率表现出不同的变动方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多元回归法寻找限售股解禁公司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投资者防范风险、监管者制定政策提供借鉴。     

对我国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计量分析

通过建立ECM模型，研究了中国居民证券资产和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发现，从短期看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为负，从长期看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为正。为了发挥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需要强化住房资产市场发展的措施，如消费信贷、住房资产证券化等。对证券资产来说，财富效应不显著，并且从国际上看，证券资产的财富效应也很微弱。因此，通过繁荣股票市场来促进证券资产财富效应发挥作用，可能不是一个好办法。消费需求最终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促进可支配收入增长、稳定收入预期是促进消费增长的根本途径。     

KMV模型的修正及在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度量中的应用

目前，国内学者在将KMV模型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在继承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模型加以进一步的修正，不再假定公司资产价值增长率为零，而是以净收益增长率加以表示并且引入到KMV模型中。通过对沪深两市30家ST公司和30家非ST公司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检验，结果表明，利用修正后的KMV模型能够较好地识别出非ST公司和ST公司之间信用风险的差别，比较准确地把握上市公司信用质量的变化趋势。     

论限售股集中上市风险及其化解

沪深交易所限售股按照成因可分为股权分置限售股和新老划断后限售股，限售股于2008年至2010年集中上市，对沪深股市大幅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监管部门发布一系列政策补丁，但效果并不明显。股市严重超跌，将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加深经济危机，推迟经济复苏。需要化解限售股集中上市和流通股扩容风险，而不能以限售股名义限制解禁减持通道，应当规范国有股减持通道，调节并改革新股发行，证券市场宏观调控职能与微观监管职能应分离。减免股市税费，推行休养生息的股市政策。     

资产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使居民资产投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意愿逐渐增强,改变了居民的理性预期,使资产投资收入从暂时性收入定性转变为持久性收入,进而带来了消费的增长。股票和房地产作为居民资产的重要组成,其价格上涨带来了我国居民资产结构的巨大变化。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际2005年6月至2007年11月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0LS方法和广义矩方法（GMM）,分析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引起的居民资产结构变化,以及对居民消费带来的冲击。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为正,房地产市场则相反。     

我国新股增发再融资及其监管研究

近期我国上市公司频频推出增发新股再融资计划,引起股市剧烈动荡。分析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对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的影响,指出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原因,应完善上市公司新股增发的约束机制。     

影响中国股票市场长期投资回报率因素研究--EBO模型的实证检验

首先假设EBO模型适用于中国股票市场的长期投资,然后运用上海股票市场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投资低市净率和预期未来净资产收益率高的投资组合有望取得较高的长期投资回报率。     

我国股票价格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研究

金融市场调控需要强化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联动。以我国货币市场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实证研究股票价格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上证”和“深证”A股与B股股票价格指数的反应系数不一样;“上证”B股、“深证”A股和B股股票价格指数部分是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格兰杰原因,而“上证”A股股票价格指数均不是短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为防范股票价格波动引起的货币市场利率风险,应重点关注“上证”B股、“深证”A股和B股股票市场的稳定性。     

运用生存分析与变点理论对深证成指的研究

本文运用生存分析与变点理论对深证成指进行了研究,发现连涨和连跌的股指收益率服从伽玛分布,当股市发生变化时,伽玛分布的参数也会发生变化,而且伽玛分布的两个参数很好地反映了牛市、熊市的趋势变化以及股市波动的变化。我们运用变点理论对这一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中国沪深股市可预测性研究

经典的有效市场理论认为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意味着股票价格和收益的不可预测性。大量的文献对该结论进行了实证性检验,研究结果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股票市场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本文运用股市预期收益率模型从理论上阐述了股票市场具有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同时,运用GARCH-M模型对中国沪深股票市场是否具有可预测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沪深股票市场具有可预测性。     

国际贸易乘数与国际金融乘数研究

本文首先在Krugman的国际金融乘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产品市场,建立了一个既包含国际贸易乘数效应又包含国际金融乘数效应的两国经济依存模型.在该模型中,各国的资产市场与产品市场通过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建立互动关系,两国的资产市场之间通过国际金融乘数效应建立互动关系,两国的产品市场之间通过国际贸易乘数效应建立互动关系.然后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