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持股与控制权转移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1～2004年我国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控制权转移前后机构持股对公司治理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机构投资者发展的最初阶段，在接管事件发生之前，机构投资者没有表现出参与公司治理、改善公司绩效并降低公司被接管的可能性，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进一步发展，在2003年控制权转移事件之后，机构持股已能够影响公司治理并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效用分析

一、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势在必行在现代公司组织中,治理结构是关于公司控制权的配置,资本结构是关于债务和股本的比例。公司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法的核心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两条主干。我国公司治理模式基本上归结为一种平行的“二元制”的公司     

ST公司控制权价值的决定因素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在中国股票市场现行监管制度下，特别处理制度的存在使得公司控制权市场及公司控制权的价值度量成为可能。根据中国股市的制度性特征，在B越（2002）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通过对A股市场1998。2002年被特别处理的122家上市公司ST公告后股价的反应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营业绩改善程度、公司控制权竞争程度、代理成本等方面对控制权价值有显著的影响。本文对衡量国有股和法人股等非流通股价值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我国ST公告的作用和我国股票市场的运行特性。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度与高管激励研究

文章从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责任领域相关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以2007～2008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度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并考察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高管的薪酬越高。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更加重视社会责任履行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社会责任绩效的地位越重要;我们的证据不支持独立董事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研究表明,实践中公司逐渐将社会责任工作融入战略和日常管理,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正在形成。     

加快培育公司控制权市场是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的关键

公司控制权市场是一个由各个不同管理团队在其中相互竞争公司实际管理权的市场,而公司控制权市场作为一个外部、市场化的约束机制,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公司治理机制由于各种内外部原因难以有效突破的情况下,培育公司控制权市场有助于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而培育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必须从消除制度性障碍开始,放松对收购上市公司的管制。     

投资者关注家族企业控制权风险吗？——基于我国中小板市场IPO抑价的考察

以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507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IPO抑价的视角考察投资者对家族控制权风险的反应,结果表明：投资者上市首日给予控制权集中度高的公司以更高的价格,家族控制权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当家族通过聘任更多的家族成员担任高管以加强控制权时,投资者在上市首日对公司的估价更高;而对于家族成员涉入高管层较低的公司,投资者并不关注家族控制权风险。可见,当实际控制人家族涉入高管层较深时,我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将家族企业控制权视为价值发现的机遇而赋予公司更高的估值。因此,应进一步完善IPO制度,完善相应的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督机制,以有效控制所有权集中的风险。     

“两职合一”真正起到治理作用了吗?

在具体的公司治理实践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权力结构安排,究竟是缓解抑或加重了代理问题,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局限于分析"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的直接关系。而文章作者从管理层权力的角度实证检验了"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此分析"两职合一"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设置并未发挥其真正的治理作用;"两职合一"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与此同时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支持代理理论的观点。上述研究结论在经过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区分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替换因变量和测试变量、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阶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为"两职合一"治理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果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而且也为实践中的企业如何科学设置高管权力结构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决策参考。     

公司接管中控股股东掠夺行为的理论分析

关于公司接管动因的研究文献表明,控制权的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是大股东出现的主要动力;在市场制度缺陷较大和法律对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单位成本降低,控制权收益发生率提高;因此,规范和制衡控股股东行为应从市场制度缺陷入手,从相应的法律制度规则设立入手。     

大股东治理的负面效应及其防范

现代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越来越趋于集中 ,大股东治理成为现代公司制企业的重要特征。如果对大股东的不当行为不加防范 ,那么大股东治理对公司治理的负面效应就会产生。大股东治理的负面效应可通过两条途径防范 ,一是法律制度防范 ,二是管理控制防范     

薪酬契约、会计业绩与高管变更

在考虑各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异质的前提下来检验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并通过薪酬业绩敏感度、薪酬粘性来衡量不同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高管变更的可能性与会计业绩显著负相关;薪酬业绩敏感度越大,说明缔结高管薪酬契约时赋予会计业绩的权重越大,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高管薪酬粘性越小,说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越好,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将会计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缔结与履行中所起作用的两类研究结合起来,对于进一步发挥会计业绩的公司治理作用有一定启示意义。     

大股东控制、管理层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

以2002~2007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大股东控制、管理层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当局具有不愿意支付现金股利的动机,而大股东具有显著的支付股利动机;大股东控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有效地监督过度自信管理当局制定的股利支付政策,促使其提升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向和支付水平。这一研究将大股东治理与管理当局过度自信相结合,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视角为股利之谜提供了新的诠释。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吗

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自建的政治关联指数衡量政治关联程度的强弱,分析资本市场上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并且"地方政府背景"政治关联的这种降低作用比"中央政府背景"政治关联更显著;在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越显著。这表明,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机制可以缓解落后制度对民企发展的阻碍作用,从而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但是,政治关联对全社会来说是有成本的,本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和法制水平负相关,因此,国家可以通过完善法律体系,提高执法水平,以限制政治关联的作用空间。     

CEO的MBA背景与公司绩效——MBA教育效果的实证检验

以2000-2006年间总经理由非MBA学历拥有者更换为MBA学历拥有者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总经理变更前后经配对调整的公司绩效（含业绩和风险两个维度）的变化进行考察,结果显示：MBA学历拥有者的接任整体上并没有带来公司绩效的显著改善;MBA不同办学模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外资模式和中外合作模式培养的MBA显著改善了公司绩效,而自主模式和商业化模式下的MBA在改善公司绩效方面则乏善可陈。由于外资模式和中外合作模式拥有优良的师资及悠久的办学历史,研究结果意味着高质量的MBA项目能够培养出色的经理人。     

中国上市公司企业领导人更替现状分析

选择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领导人更替现状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企业董事长更替频率比总经理更替频率低,离职原因较为复杂,但主要原因相对集中,企业领导人更替公告主要采用董事会决议形式,企业领导人更替年龄相对集中,企业领导人的任期期限总体较短,企业领导人的继任者以内部人为主,但董事长的继任者来源特征不明显,我国企业董事长主要由控股股东产生,总经理由职业经理人担当,董事长之职兼职较多,一般由控股股东兼任,总经理的专职较多。     

控股股东更换是否会提高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控制权协议转让通常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更换,然而控股股东的更换是否能提高上市公司的绩效呢?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认为,控股股东的更换效率受投资者保护环境的影响,由于我国投资者保护环境尚不完善,控制权协议转让中存在较多的无效率交易,因此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更换并不能有效的提高公司绩效,这在股权转让比例较低...     

审计质量、终极控股股东与盈余管理

文章以2005—200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终极控股股东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同时考虑了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进一步研究了审计质量差异对终极控股股东特征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控制权比例的增加由"壕沟效应"转向"协同效应";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身份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高;两权分离程度以及金字塔控制层级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较高的审计质量有助于识别和降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并能够抑制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控股股东操控动机及行为与财务报告透明度——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2552个公司年度为样本,以FASB发布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为基础,对财务报告透明度进行了实证度量,研究了控股股东动机与行为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避亏动机、再融资动机和高管更换动机能够显著降低财务报告透明度,而且这三种动机并没有对控股股东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扭亏动机显著减少了控股股东的掏空与扶持行为,从而显著提高了财务报告透明度;加强市场监管,能够显著提高财务报告透明度。     

制度环境、政治联系与政策性负担——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08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搜集公司高管政治联系的数据,用雇员负担作为政策性负担的替代变量,实证研究了政治联系对企业政策性负担的作用以及影响这一作用大小的制度性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容易受到政府干预,承担较重的雇员负担,而且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这种干预作用越强。     

股改前后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

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指在转移事件发生前后特定的时间期内,体现股票交易特征的股价、交易量等指标的波动现象。利用事件研究法及ARMA模型对股权分置改革(股改)前后的2003年-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事件进行实证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对控制权转移事件的反应具有"先抑后扬再抑"的倒N型特征,控制权转移信息存在明显的提前泄漏现象。但是,随着市场的逐步完善,这些现象有所减退。在股权分置改革后,要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当务之急是从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着手。     

政府干预、政策性负担与高管薪酬激励——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政府干预的角度,以2002—2012年我国A股主板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企业造成的政策性负担以及政策性负担如何影响以会计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结果发现：在样本期间,作为政府干预代理变量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冗余雇员规模越小;冗余雇员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使得基于会计业绩的度量评价作用减弱。研究结果表明,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微观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影响了高管薪酬激励。文章在理论上丰富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微观影响的研究文献,在实践中对建立市场化的高管薪酬契约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