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新常态下“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内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主体,受惠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我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和净出口国,为产业转型升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在享有绝对规模优势的同时还存在大而不强,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红利优势递减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力。借助局部调整自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战略升级的内在机理,实证解释影响制造业战略升级重要因素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并以此从加快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重构产业价值链,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提升产业增值能力;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政策产业效应等方面提出实现"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对策思路。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

来源于国际国内宏观环境波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微观层面致使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在宏观层面降低国际贸易的潜在市场需求,影响微观企业主体的经营业绩,进而负向影响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具有抑制效应,且出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抑制效应大于进口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间品、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分别大于传统最终品、简单全球价值链。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关系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流向及跨国分工程度等因素影响,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国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国际贸易增加值的抑制效应最大,而跨国生产分工越深化的行业受到的影响越显著     

空间集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两位数行业数据的再估计

提升制造业生产率关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1—2016年20个两位数行业数据,考察空间集聚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空间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生产率;门限回归表明二者间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空间集聚水平的提高导致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增强,但对劳动生产率则缺乏类似影响;分位数回归显示空间集聚的影响随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而减弱;空间集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有赖于推动制造业集聚以发掘空间红利.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Malmqusit生产率指数法研究了2001-2005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及其变迁情况,并对其子行业和地区分布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对那些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剖析.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9%,相对比较低,呈现出波动性特征.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共同引致的;开放程度比较高的行业,生产率也比较高,而高度垄断以及开放度低的行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生产率就比较低.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东部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1.7%、0.4%.股权集中度、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年龄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显著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的性质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企业年龄与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企业规模对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与制造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实证测算了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指数,进一步将技术效率指教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并运用Tobit模型研究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结论认为,我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     

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日投入-产出表的比较

随着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转型压力不断增大,生产性服务投入这一被看作能促进制造业升级的要素投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日本制造业长期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其发展模式值得中国借鉴.采用系统GMM法比较研究了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中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的差异,发现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影响,对日本有负向影响,对中国则有正向影响;要素禀赋不同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两国制造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有不同影响,技术效率的提升正向影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抑制则负向影响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制造业规模促进两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对其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正向影响.建议改善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打造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拓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深化内需市场开发.     

财政资源再配置的结构红利效应研究

以税收和补贴作为切入点,考察制造业内部财政资源再配置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进而对其结构红利效应进行评估,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制造业内部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财政资源再配置,其中补贴的再配置尤为明显;补贴在制造业内部的再配置,显著促进了要素向生产率较高和增长较快的行业流动,符合“结构红利假说”的方向,而税收再配置的作用则倾向于是负面的;对体制性约束的考察表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以及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均有利于强化财政资源再配置的积极作用,并缓解其负面影响。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利用拓展的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1995—2011年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降低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     

区域发展差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在分析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和劳动力成本冲击的基础上,采用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测算并分析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制造业以及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转变,并分别分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制造业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吸引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中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然式微;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引导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要素成本效应则逐渐增强;目前,上述作用和趋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显著。     

价值链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4—2010年全国以及分区域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与制造业附加值进行计量回归,研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内部各行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影响的差别。分析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及各个行业对制造业升级有积极的作用;区域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作用均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存在差异。     

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区位商作为衡量指标,从制造业整体及其具体行业分析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究影响该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技术要素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主要影响因素,而资本要素对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应从产业对接、配套服务体系和生产要素流动政策等方面探讨制造业产业集聚,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垂直专业化分工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吗？

利用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在增加值率和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测算基础上,对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否影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进行检验,并对抑制中国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增加值率具有负向作用,但并不稳定;在引入外资影响和研发水平因素后,垂直专业化对增加值率的负向影响减弱甚至消失。此外,垂直专业化水平并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因素;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与优惠条件,垄断并限制高端产品技术与专利权,挤出中国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水平,使中国垂直专业化技术进步迟滞,才是抑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的主要原因。     

金融危机背景下省域装备制造业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文章基于2005-2007年中国省域装备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省域装备制造业相互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省域装备制造业在空间上相互依赖;装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不仅受当地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的影响,同时也受相邻省域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的影响;技术创新和外贸出口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现金股利、宏观经济及不确定性

企业的股利支付行为是影响我国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要素,文章从外部宏观环境的角度,分析我国企业整体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企业整体股利支付率,具有一定的通胀效应、建筑业叠加效应、出口效应、劳动者报酬替代效应、人口红利效应、资本约束效应、美元促进效应,也体现出一定的假日经济效应,但不是很显著。异质性检验显示:深证主板上市公司整体现金股利支付率,体现出更强的通胀效应、建筑业叠加效应、劳动者报酬替代效应、人口红利效应、资本约束效应以及美元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不确定性环境对上市公司整体现金股利支付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一方面丰富了现金股利研究的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也为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监管者以及投资者提供了有益参考,具有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就业效应研究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构建了GVC就业效应分析模型,对中国参与GVC不同模式的就业拉动量进行测算,并通过结构分解法分析不同参与模式下拉动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后向参与率高于前向参与率,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及服务业主要以前向模式参与GVC,制造业主要以后向模式参与GVC;制造业是低技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拉动行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对总体和低技术劳动力就业的拉动能力最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高技术劳动力的就业拉动能力最强;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是就业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就业量受技术水平提高的影响较小,后向参与模式中,国外增加值率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就业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基于1998～2005年Panel Data的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现有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决定因素。然后,基于1998~2005年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数据,采用Panel Data实证分析了价值链分工中的利益分配及其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最后得出,价值链分工比规模经济更能提高行业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使一国或某一行业获得更多利益。但是,不同行业在参与价值链分工中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资本密集型行业由于其资产专用性强,使得其在参与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工业增加值提高的幅度较大。加工贸易作为我国介入全球供应链管理的主要方式,应该致力于提高要素资产专用性和优化要素结构,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增强产业竞争力。     

中国制造业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从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方面研究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优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2012—2019年中国制造业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具有以下特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间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差异显著；制造业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东中部地区制造业结构以块状分布发展，西部地区表现为以陕川渝为中心向外扩散的扇形分布结构。对构建的面板模型进行的参数估计结果显示，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及不合理的R&D投入会对制造业的升级优化产生抑制作用；资产负债率影响着制造业各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升级优化；大数据技术在制造业结构演化中尚未起到主导应用，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结构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中部的R&D投入存在过剩问题，有转移到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需求。     

我国省域装备制造业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基于2005-2007年中国省域装备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省域装备制造业相互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省域装备制造业在空间上相互依赖,装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不仅受当地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的影响,同时也受相邻省域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的影响,技术创新和外贸出口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进口、服务化与制造业出口增加值

基于WIOD及相关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探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以及制造业服务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制造业服务化发挥着关键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的发挥;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生产性服务进口水平相对差距越小,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正向影响也越明显。进一步分析显示,在一定的服务化水平下,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和数量边际的增长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力。中国应当重视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正向效应,明确制造业服务化和进口增长来源差别所形成的关键作用,从制造业服务化战略推进、产业发展与进口贸易协调、服务进口贸易战略调整等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进口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