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收入传递的经济学分析

在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调整中,由于代际收入传递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问题不容小觑,而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文章基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阐明了代际收入的传递机制,并以微观调查数据作为代际研究样本,选取经典的代际收入模型来测算代际收入弹性,同时使用明瑟收入方程来测算人力资本回报率。结果表明父辈收入差距不仅导致子辈间的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同时也形成了子辈间人力资本的回报差异,高、低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于中等收入家庭,代际收入的"马太效应"存在。     

就业流动、市场分割与行业收入差距分析

本文从就业流动视角出发,运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分析范式,考察了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发现行业间存在非对称的就业流动,影响国有垄断行业就业流动的因素主要体现为体制性特征,且其与其他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明显,表明该行业与其他部门存在明显的市场分割特征;而对于非国有垄断行业来说,非经济性因素对其影响非常有限,虽然该行业和竞争行业间仍存在工资差距,但并不足以证明其与竞争行业存在市场分割。竞争行业内部同样存在收入差距,影响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间流动的因素体现出市场性和体制性混合但偏向市场竞争的特征,表明市场化的改革推动了竞争行业走向公平竞争,但是福利待遇等非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改革的难点。     

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构建加工装配、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实证研究了加工贸易及其引起的劳动力流动和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加工贸易活动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部门,这些外出打工者又将在加工企业的打工报酬汇回农村老家,提高了农村的人均收入。但是,如果以户籍人口来计算人均收入的话,在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和加工贸易增值率上升的情况下,加工贸易活动引起的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加工贸易活动将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深入探索中国农村教育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导机制。通过双对数代际收入弹性模型得到代际收入弹性为0.689,说明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固化现象。加入子代教育、教育与父亲职业的交互项及教育与父亲收入的交互项,发现三者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依次递增,由此提出父亲收入与父亲职业通过子代教育产生代际收入传导的两个不平等。引入个体影响因素后,发现其对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贡献率很小,排除个体异质性。采用HLM模型将以上两个不平等纳入同一个框架中,发现父亲收入产生子代教育不平等,父亲职业显著影响子代教育回报率,机会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教育机会与就业机会的平等,增加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     

方言的代际传递与劳动力迁移

文章使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建立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方言代际传递对于劳动力跨省份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方言的代际传递对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加入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更换回归模型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方言代际传递不利于个体语言学习能力的提升,进而导致劳动力迁移流动的概率降低;另一方面,方言代际传递也对个体的收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从而不利于劳动力跨省份迁移。文章揭示了方言代际传递对劳动力流动的负向影响,对于如何发挥普通话的作用以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合理配置,同时兼顾保护传承优秀的地方文化和习俗具有一定的启示。     

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扩大--基于省级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6个省的混合横截面数据，研究了教育不平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城乡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基于此，有理由认为，教育的不平等是我国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通过代际传递对今后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产生影响。     

收入流动性、代际传递与农村反贫困———异质性视角下新疆30个贫困县的实证分析简

文章从收入流动性、贫困代际传递与反贫困关系的理论研究入手,利用2000—2012年数据,选取新疆30个贫困县为研究主体,运用面板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从长期看,收入流动性、贫困代际传递对反贫困有显著作用,且收入流动性对反贫困的促进作用依赖于该县的贫困水平;（2）短期而言,新疆30个贫困县的收入流动性、贫困代际传递对反贫困的效果存在异质性。因此,建议制定以提高收入流动性和减少贫困代际传递为目标的对策和机制,并注重实行差异化措施来达到反贫困效果。     

集聚空间外部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在城市生产函数中引入集聚空间外部性,利用均衡模型推导出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方程,并探讨了产业集聚、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路径与内在机理,认为伴随城市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变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呈现倒Ｕ型的阶段性特征。随后基于模型方程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１）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等因素通过影响本省区城乡差距,进一步将作用传递和迭加到相邻省区城乡差距之上;（２）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极化效应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代际收入流动与教育: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代际收入流动衡量的是个人收入在多大程度上由其父辈的收入决定,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教育是父辈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在代际收入流动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根据Becker模型计算了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和边际教育消费支出均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因此我国教育对收入代际转移的贡献率也更高,其政策涵义是提高政府投资在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比重,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有效资源流动、比较优势与收入差距

关于收入差距研究的著述很多,但都没有从自然收入差距的视角来深入研究。以自然收入差距为收入差距缩小的收敛极限值,建立相关分析模型,对形成收入差距的变量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有效资源流动、比较优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如果有效资源得不到及时流动或不流动,则经济体不能把有效资源转化为比较优势;而在比较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条件下,各经济体不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均衡态势,从而降低经济效率并使收入差距越来越远离自然收入差距。因此,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因为有效资源得不到充分流动,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促进有效资源的流动的各种“软性”和“硬性”措施;在有效资源不断充分流动下。收入差距将收敛于自然收入差距。     

长三角行业收入差距及其适度性测度研究

通过构建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增长、资源配置效率、分配公平、社会稳定）两大类指标体系,运用行业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测度方法,测算长三角地区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度性。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行业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几年稍有缓和;浙江省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幅度最大,上海市次之,江苏省最小;从静态适度性来看,两省一市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方面呈现优质适度状态,浙江省适度性最高,说明长三角地区行业收入差距还未触及社会容忍度;但从动态适度性来看,两省一市行业收入差距与四个方面的适度性均在逐渐恶化的轨迹上运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研究

2005年按行业划分的职工平均工资最高值是最低值的4．88倍（达到从1978年以来的最高值），同期，按细行业划分的职工平均工资最高值是最低值的7．78倍；而2007年前一比值微降为4．46倍，后一比值则陡升为15．02倍（达到从1990年以来的最高值）。国际上公认行业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当前，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已很突出，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我国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按行业划分和按细行业划分的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统计数据出发，对1978年到200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有四个特点，再对这些特点做进一步分析探索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继而提出了改善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分解及发展趋势分析

湖南省城乡收入比自2007年以来出现了连续下降的趋势,该指标表明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正在逐年缩小,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拐点。但城乡收入比的指标过于粗略,很难准确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和变动趋势。文章采用泰尔指数系统测度了湖南省1997~2012年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并进行分解,同时以σ收敛检验了城乡收入差距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对总体居民收入差距仍旧贡献最大、未来发展趋势没有明显收敛,难以得出湖南省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拐点的结论。     

中国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一个开放经济的视角

在一个包含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开放经济NK-DSGE模型中,考察了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基准货币政策下,贸易部门积极的技术冲击对于不同类型家庭消费和实际工资具有不同的动态冲击效应,并且引起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在此基础上,政策评价的结果显示;（1）最优货币政策倾向于降低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2）严格盯住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在最大程度上导致了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恶化,盯住名义汇率的货币政策则次之;（3）盯住实际汇率的货币政策对于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最优货币政策最为接近。因此,针对最小化货币政策分配效应所引致的不平等,货币政策应该对实际汇率做出反应。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基于金融深化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52—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在分析了其他因素后，我们得出结论：（1）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深化进程遵循倒U曲线的演化路径；（2）我国金融深化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扩夫的库兹涅茨效应。我们认为：随着金融的发展和现代部门在经济中比重的提高，政府在利用金融体系调控经济中的政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这一现象的发生；我们预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并将延续一段时期。     

本土化:第三部门的理性选择

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出现及其突出作用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用西方语境下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及“政府与市场失灵”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第三部门产生与发展有其指导和借鉴意义,但其并不具备普适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化在目前阶段特有的时空条件,界定了中国第三部门的内质及路径指向。在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视角下,本土化的营设是第三部门发展的理性选择。     

陕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测算与度量

随着陕西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成为不争的事实,过大的收入差距成为困扰陕西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多项指标分析了陕西居民收入分布状况及其特征,考察了不断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造成陕西居民消费出现断层,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不足问题,并给社会和谐带来许多不安定因素,进而提出完善陕西收入分配协调机制和缩小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些政策建议。     

从“两缺口”模型悖论看中国收入分配失衡

1994年以来,"两缺口"模型在中国出现悖论,对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储蓄缺口不缺下的高投资结构失衡,导致财富过多流向国有部门和垄断行业,国富而民不富,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外汇缺口不缺下低质量、区域不均衡的外资引进没有明显改善国内居民总体收入状况,扩大收入分配的区域、城乡差距;出于谨慎性动机和资本市场不发达的高储蓄率抑制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使居民无法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收入增长常年低于GDP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