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动态的影响及政策挑战——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但广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经济效应尚待深入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将人工智能投资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短期动态分析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通胀动态的影响。稳态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投资效率提高和使用范围扩大均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产出水平，但对长期或趋势通胀没有影响；在人工智能发展初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下降，而在相对高级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实际工资上升。短期动态分析显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投资效率的提高还是使用范围的扩大，都会导致通胀及实际边际成本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等外生冲击的反应变弱。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通胀动态与实际经济活动变化间的联系减弱，其原因是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作用使工资调整不再是应对外生冲击的必然选择，进而改变了外生冲击通过影响工资来影响通胀的传导机制。因此，发展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的同时，还会改变宏观经济变量间的传导机制，进而对通胀等政策调控目标变量的准确预测以及政策调整和实施的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也为金融理论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失业呆滞、失业持续性与货币政策——一个包含失业呆滞的NK-DSGE模型分析

将内部人协议引起的失业呆滞引入NK-DSGE模型，分析失业呆滞对我国失业及其持续性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失业呆滞不仅影响了外生冲击下失业的动态反应及其持续性，并且对宏观经济及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永久性伤害。进一步分析失业呆滞显著存在背景下不同货币政策机制的效应，结果显示：失业呆滞几乎不能影响最优货币政策机制对失业的稳定作用；而在Evans规则下，失业呆滞显著影响了货币政策对外生冲击下失业动态的影响，失业问题在短期中难以有效缓解，但相比基准货币政策机制，Evans规则仍实现了社会福利的相对改进。因此，通过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打破行政性用人体制，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而消除失业呆滞的制度性诱因，将有利于发挥Evans规则对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作用。     

金融冲击、企业生存状况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

已有的ＮＫＭＰ－ＤＳＧＥ模型将企业数量看做固定的常数,这与现实经济中企业进入和退出不断发生的事实不符。本文基于包含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金融冲击ＮＫＭＰ－ＤＳＧＥ模型考察了金融冲击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显著支持了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模型比较的结果表明,未包含企业动态的模型在低估正向的金融冲击对于中国经济复苏作用的同时,还夸大了其对于通胀上升的效应。贝叶斯冲击分解的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是中国产出波动的最主要推动力,金融冲击则次之,但在金融危机期间,逆向的总需求冲击是导致中国产出下行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贝叶斯模型选择检验的结果表明,包含企业动态的模型相对较好地刻画了中国经济的现实。     

人口老龄化对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兼析延迟退休的宏观经济效应

人口老龄化不但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会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将人口老龄化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4种积极财政政策工具（扩大政府支出、提高劳动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劳动所得税累进性和增加公共投资）有效性产生的影响以及延迟退休的动态宏观经济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扩大了政府支出和政府公共投资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降低了4种积极财政政策工具对产出、消费、就业的促进效应,也强化了其对通胀和工资膨胀的提升效应;延迟退休未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有利于就业、产出和消费增长,并有助于稳定通胀和工资膨胀;与财政政策工具相比延迟退休引致的整体社会福利损失较小。人口老龄化降低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基于稳定宏观经济和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的考虑,延迟退休是一个较优的政策选择。     

基于非线性RBC模型的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研究

通过采用非线性移动平均方法求解得到了一个三部门的中国经济周期模型，在此基础上考察并比较了线性模型与非线性模型对于中国经济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非线性移动平均模型相对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经济的现实数据，原因可能在于：（１）非线性移动平均模型的二阶核密度与三阶核密度函数均表明以产出为代表的变量的二阶成分与三阶成分对于变量的变化具有持续性、显著性作用，而线性模型则忽略了高阶成分；（２）线性逼近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的外生参数，这些参数校准与估计过程中的偏误导致线性模型对现实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差。因此，采用非线性模型考察中国经济周期可能优于线性模型。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果比较——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

结合内含房地产的NK-DSGE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比较了限购、增加土地供给以及调整抵押约束机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研究表明:限购政策引起产出与实际房价最大幅度的下降,因而在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政策需要在稳定房价与产出之间权衡;增加土地供给的政策不会引起产出的下降但对于实际房价的影响相对较小;调整贷款价值比的政策引致产出与实际房价下降,但其影响小于限购政策。社会福利估算的结果指出,限购政策对应的社会福利水平最低,而调整贷款价值比的政策具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基于社会福利考虑,调整贷款价值比的政策具有相对较好的效果。     

政府支出的构成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政府支出对于一国经济波动具有显著性影响。基于我国的现实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证实：（1）生产性政府支出与消费性政府支出对于总产出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并且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2）无论是政府生产性支出还是消费性支出,其对于不同部门的产出均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冲击效应具有部门依存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建立了一个包含不同部门与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多部门经济NK-DSGE模型,考察了政府支出冲击的不同构成成分对于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贝叶斯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支持了经验证据,并且模型主要变量的周期性特征与现实数据较为接近。在此基础上,贝叶斯冲击分解的结果指出,相对于消费性政府支出而言,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对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使用支出政策熨平经济波动时,政府需依据现实经济情况及时调整政府支出的构成。     

用工成本上升、失业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盯住目标

用工成本上升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含义。基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考察我国用工成本上升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并对用工成本上升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进行分析。与基本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不同,用工成本以及与之相关的失业的引入使得Blanchard和Gal1′(2007)所发现的“天赐的巧合”并不存在。通过敏感度分析与反事实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政策越是盯住经济增长,政策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越大。但相对而言,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缺口即GGL产出缺口作出反应的政策机制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对较小。这一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盯住目标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支出的构成、宏观经济波动与社会福利——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

基于包含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NK-DSGE模型,本文对政府支出不同构成成分的宏观经济效应以及社会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产性政府支出对于产出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并且对于消费具有“挤入效应”;（2）相对而言,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对于私人消费具有最大且持续性最强的冲击效应;（3）相对而言,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引起了最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而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冲击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则相对较小。由于我国政府偏好于生产性政府支出,因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增加教育和医疗等对于私人消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政府支出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并且这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也有利于降低政策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     

金融冲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通过建立包含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的NK-DSGE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通过比较不同政策机制下金融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宏观审慎政策的引入缓和了金融冲击的效应,并且可以同时实现稳定物价和稳定金融系统的目的。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1)金融冲击下,仅对产出缺口和通胀做出反应的政策具有最低的社会福利水平;(2)如果货币政策考虑信贷市场,并同时使用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那么社会福利将得到明显的提高。这意味着金融冲击下,政府应该积极行使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机制。当前,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积极利用金融冲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因此,采用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将具有相对较好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