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高速的就业效应：来自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206个城市2003—200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特别是增量结构的快速调整对于城市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在各行业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对城市就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等基础部门具有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而农业、个人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提升对于我国城市就业的促进作用相当有限。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中国增加值和就业解析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对制造业产品全球价值链上中国与主要国家的增加值和就业进行了解构与比较,发现中国资本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失衡日趋严重,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在技术密集型产品GVC收入的分配上,资本与劳动力的失衡问题更为严重;中国的劳动力收入更多是由低技能劳动贡献,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份额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进一步下降. 在就业方面,中国制造业产品GVC就业大部分是在初级产品部门,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比重相对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较低,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价值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GVC就业的技能结构劣于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但高技能劳动力的数量有较大增长.参与GVC分工对于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以及劳动力技能结构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劳动供给过剩条件下的就业压力和最终失业

劳动技能和失业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劳动供给过剩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越低的部门，失业越严重。本文论证了，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市场的调整过程中，就业压力具有自上而下累加的性质，高技术工人在低技术部门的再就业是以低技术工人被挤出为代价的，结果社会失业总量没有改变，但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全部失业都集中到技术水平最低的部门。     

广东省经济转型中的就业问题

我国现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就业有其自有的特征。本文从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入手，推导出了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特征，即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并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对广东省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就业问题作了实证分析，同时提出了解决广东省在经济转型中失业的政策建议。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及国际比较研究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是促进服务业增长和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根据OECD2014年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并与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印度、俄罗斯、巴西）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而制造业比重相对较高;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处于较低的水平,制造业中间需求中来自服务业的比重较低;中国国民经济及各产业中间投入中,制造业投入率明显偏高,而服务业投入率明显偏低。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水平较低,不仅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而且缘于要素供给不足和制度性约束;应放松服务市场管制,降低服务业进入壁垒,并提高制造业竞争力,以实现在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促进就业增长吗

产业的协同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它对就业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从理论上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就业效应，并基于中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会显著提升区域内总就业水平，而且对区域内制造业就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集聚会促进区域内制造业就业增长，但也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域内协同集聚总体上抑制了就业增长，它们的省际协同集聚对区域内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总体就业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互补效应。     

新兴服务业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分析及供给方式设计

发展新兴服务业,实现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转型的战略趋向。人才匮乏是阻碍新兴服务业发展的瓶颈。按照新兴服务业的人才需求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才能消除制约新兴服务业发展的障碍,促进其健康成长。     

从就业角度看美国政府的危机治理

次贷危机爆发后,在货币型政策的刺激之下美国经济终于走上复苏之路,但同期的美国广义失业率却始终维持在20%左右的高位,这说明上述政策的整体失败.美国制造业裁员是危机时期失业大增的主要原因,而制造业对就业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因为在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各子行业的要素结构后,发现美国制造业内部正在发生着服务要素加强型转变.因此,美国更应尽快转向有助摆脱失业困扰的制造业发展策略.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内生与关联效应——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技术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应用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研究中,该方法在深入探讨两者之间关联性的基础上可以考察产业的内生增长情况。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自身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大于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这在制造业部门表现尤为明显,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其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同样不容忽视;第二,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高于生产性服务业,这与生产性服务业强有力地支持了制造业发展不无关系,相反,制造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不太明显;第三,从生产性服务业分部门来看,内生增长效应方面,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趋于上升,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仍有待改善。关联效应方面,应注重增强金融业对制造业的溢出能力;第四,制造业分部门中,内生效应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橡胶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绝大多数技术密集型产业。除纺织业、橡胶制品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外,其他行业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拉动力。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增长的作用效果——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分工角度出发，应用投入产出表分析方法将技术因素、最终需求因素以及进出口因素统一在一个框架内，考察几种因素作用下的中国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近年来总产出增长最快的部门，是制造业经济发展、技术变迁的最大受益部门，1997~2002年间，生产性服务业总产出增加了约151．13％，其中有约1／4的产出增长是由制造业部门来推动的，制造业部门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