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就业效应研究

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构建了GVC就业效应分析模型,对中国参与GVC不同模式的就业拉动量进行测算,并通过结构分解法分析不同参与模式下拉动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后向参与率高于前向参与率,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及服务业主要以前向模式参与GVC,制造业主要以后向模式参与GVC;制造业是低技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拉动行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及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对总体和低技术劳动力就业的拉动能力最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高技术劳动力的就业拉动能力最强;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是就业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就业量受技术水平提高的影响较小,后向参与模式中,国外增加值率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就业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方式,其就业满意度是评价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结合理论分析,利用pr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从性别差异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劳动者就业满意度,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挤出效应”明显;第二,非正规就业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且存在性别差异,非正规就业更加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这种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85%;第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满意度“惩罚效应”最明显,其就业质量值得持续关注;第四,工作指标、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满意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促成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值得进一步关注。     

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中,作用最显著的有物质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转移比例.其中:劳动力素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这表明了加强农村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必要性;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对人均收入影响不显著;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流动则对农民收入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国际垂直专业化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国际垂直专业化对参与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考察了国际垂直专业化总体、不同伙伴国、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行业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就业,但是这种效应不显著;承接OECD国家的生产环节转移促进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就业,承接非OECD国家的生产环节转移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就业;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工业部门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部门偏倚”效应,承接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环节转移显著促进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就业,承接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环节转移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就业,但是这种效应不显著。     

当前我国就业状况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从就业弹性和就业矛盾来看,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滑坡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素质问题、劳动力转移成本高、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不畅等方面。其相应的战略对策有: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从源头上解决劳动力总量过剩,节制劳动力供给,减轻就业压力;通过城镇就业制度建设,建立劳动力流动的市场调节机制和市场体系等。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     

最低工资水平对城镇正规部门劳动力就业的效应分析

基中国于2004~2011年的实证分析面板数据,可以发现,整体来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就业成正相关,而中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分部门来看,城镇国有单位的劳动力就业与最低工资水平的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就业与当期最低工资水平成正相关。城镇化发展对提升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效应最显著,东部地区较高的投资水平对其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进一步理清最低工资的劳动力就业效应,通过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实现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就业。     

承接国际外包、价值链升级与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基于工业行业的面板门槛模型

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发,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了承接国际外包、价值链升级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数据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承接国际外包活动对我国工业行业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承接全球价值链外包的不同环节以及高低两种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存在面板门槛效应,当我国工业行业承接国际外包环节低于或接近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时,承接国际外包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当承接国际外包环节明显高于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时,承接国际外包则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从长期看,进一步动态提升我国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破除限制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是提高全球化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促进效应的重要举措。     

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本文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Greenaway et al.(1999)模型,探讨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采用200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评估了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就业和就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了经济增长、就业刚性、进出口和工资对就业影响之间的系统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出口贸易对我国存在着显著的劳动就业效应,而进口贸易对我国就业影响不明显;进出口贸易对产业就业的影响存在分化现象。出口贸易显著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就业,也带动了第三产业就业的增加,但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有限;进口贸易对第二产业就业存在着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影响不显著。工资的增加对三次产业的就业产生显著的负效应,尤其对第二产业影响最为严重;经济增长对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存在着正效应,而对第一产业的就业存在着负效应。为了重塑产品成本优势,保护劳动力就业,我国需有序地降低人民币实际汇率,消除劳动力跨产业流动的各种制度限制,并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再培训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