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利经济学演进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早期的福利经济学、旧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新进展四个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也就是对福利经济学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看，我们尤其需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萨缪尔森的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新福利经济思想和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中国福利经济学思想的一次历史的科学总结，以福利经济学理论观照之，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人民福利水平不断提升。     

增进现代福利的激励性

在管理实践中，薪资和福利各有千秋，薪资对员工的激励是外显的、可见的，而福利对员工的激励则是长期的、内隐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福利观赋予了福利概念更深的内涵，激励性也越来越强。企业提供福利的目的不仅是留住人才，也是企业营造持久的竞争优势的需要。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必然性、局限性与面临的挑战——基于经济全球化视阈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和启示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应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化的自我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自身局限性：形式上的“国家回归”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社会普遍高福利的实现（部分）依赖于凭借显著竞争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取的超额利润，福利模式具有排他性和剥削性，不能为落后国家所复制，也不能成为世界福利模式。因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特权，且当经济危机爆发或出现经济滞胀时，其会采取削减甚至拆除社会福利的措施以追求资本和财富的积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资本积累与社会福利的矛盾日益凸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实践上的可持续性和价值上的普适性双重挑战。借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后发国家应努力提升“结构的或根本性的竞争力”，寻求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还应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积极建设国家主导、福利要素多元、福利机制灵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     

论我国附加福利课税问题

附加福利作为货币工资的一种替代形式，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分析对附加福利课税的理论依据，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的附加福利课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和效率，减少附加福利对个人所得税税基的侵蚀，有利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完善。     

职业福利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目前中国关于职业福利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职业福利的内涵、作用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职业福利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薪酬收入等相关范畴关系的研究；中国职业福利发展问题的研究。职业福利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一些基本理念性问题在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尚未构建，职业福利的宏观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中国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福利提高的研究——基于中国1980—2006年数据的检验

如何提高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政府支出用于不同的项目对福利的影响和提升作用是不同的。通过研究中国政府投模影响福利的结构路径和传导路径，可以得知：如果侧重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的投资，就可以获得双重效果，从而以较小的政府规模获得较大的福利效果。     

财政支出竞争演进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央政府考核标准的改变，财政支出竞争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会有所变化。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将支出竞争分为初级和高级两阶段，通过博弈论和实证方法，研究支出竞争对居民福利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以资本为目标的初级阶段损害了居民福利，而以资本、人才、制度等多重指标为目标的高级阶段则有利于居民福利的提高。     

出口补贴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出口补贴对出口国福利和进口国福利的影响，认为出口补贴会损害出口国的经济福利，指出我国在实施出口补贴政策时应选择合适的补贴目标产业，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动物福利法律保护的现状及趋势

残酷虐待、伤害动物问题已引起社会关注，动物福利的一般概念及其理念深入人心，国内外(主要是发达国家)针对动物福利问题已经有相当力度的政策和法律实践，我国应当高度重视动物福利问题，并应加强环境教育和法律保障，使人与动物和谐共处。     

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演变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对早期福利经济学、旧福利经济　学、新福利经济学及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作以简要的评述。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类型化之研究及我国的选择

“减损竞争”和“促进效率”这两大因素的权衡是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控制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权衡过程中，各国竞争执法和司法机构不得不面临集中控制的福利标准问题，即竞争和效率的好处在主体层面的归属问题。由此形成了三大福利标准，分别为消费者剩余标准、总剩余标准和平衡权重标准。三大福利标准在经济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待遇各不相同，表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反垄断法多元立法目标的基础上，宜以“社会本位基础上的消费者福利导向标准”作为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     

延迟退休、劳动人口负担与主观福利

在当前给付确定的养老制度下，构建一个动态优化模型，模拟延迟退休方案对劳动人口福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不延迟退休，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不仅没有挤占当前和未来的劳动人口福利，相反改善了劳动人口福利，并且这个结果对于参数和养老制度的改变是稳健的，而其中的机制是，延迟退休通过提高未来的人均产出和降低单个劳动人口的抚养和赡养负担，进而提高劳动人口福利水平。为应对60后婴儿潮促发的养老潮，宜尽快出台延迟退休方案，但是为保障未来延迟退休方案不降低劳动人口福利，要适当控制生育成本和养老金替代率的上升幅度。     

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中要把好资格审查关、日常监督关和政策落实关；对于改制或新办的非公有制福利企业只要安置就业的残疾人员和上岗率达到了税法规定的比例，就应该与公有制福利企业一样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从长远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以及残疾人员依据《残疾人保障法》实现分散就业以后，对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应当取消。     

延迟退休、劳动人口负担与主观福利

在当前给付确定的养老制度下，构建一个动态优化模型，模拟延迟退休方案对劳动人口福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不延迟退休，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不仅没有挤占当前和未来的劳动人口福利，相反改善了劳动人口福利，并且这个结果对于参数和养老制度的改变是稳健的，而其中的机制是，延迟退休通过提高未来的人均产出和降低单个劳动人口的抚养和赡养负担，进而提高劳动人口福利水平。为应对60后婴儿潮促发的养老潮，宜尽快出台延迟退休方案，但是为保障未来延迟退休方案不降低劳动人口福利，要适当控制生育成本和养老金替代率的上升幅度。     

外国直接投资与跨国污染转移福利效应研究——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例

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而出现的跨国污染转移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大问题，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例，通过研究跨国污染转移的福利效应，认为传统引资福利评价指标因为没有将环境变量考虑在内，其实是高估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贡献率，因此可用净投资福利评价指标代替传统的引资福利评价指标。     

结合新《劳动合同法》谈辞退福利的核算

本文以即将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为法律依据，分析了在《劳动合同法》的约束下，企业需要支付辞退福利的基本类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基本要求，探讨了界定辞退福利的基本要求和法定补偿标准，提出了辞退福利确认的实务对策。     

谈辞退福利的会计核算

一、辞退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关于辞退福利的概念，国际会计准则将其定义为企业（主体）按照法律与雇员（或他们的代表）签订的合同或其他协议，或基于商业惯例的推定义务、习惯或平等的意愿，承诺当其终止对雇员的雇佣时进行的支付（或提供的其他福利）。我国使用“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而给予的补偿”概念，其实质内涵与辞退福利相同。     

五星级酒店一线员工的薪酬福利状况和对策研究

从对国内外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以往缺乏对酒店一线员工薪酬福利的研究，已有的极少量研究也是含糊和零散的，忽视了一线员工薪酬福利对整个酒店运营的影响。通过对广州多家的五星级酒店一线员工的访谈和调查．得知他们目前的薪酬福利情况，并就收入情况对五星级酒店造成的蝴蝶效应进行了分析；一是酒店薪酬福利状况与一线员工的高流失率相关；二是酒店培训效果的弱化；三是五星级酒店服务表现欠佳，最后提出了几点改进措施。     

"非常福利"与国有企业退出的安全性问题

基于国情原因，国有企业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福利保障”和“终身雇用”演变成“铁饭碗”劳动就业体制。由于“铁饭碗”割裂了“福利、保障”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工人可以凭借“铁饭碗”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当企业有机会结成“利益共同体”时，个人的“非常福利”意识和行为就可能转化为群体意识的“福利主义”，使国有企业衍生出谋求“非常福利”的行为倾向。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日渐形成“分享格局”，致使“非常福利”的行为 倾向更趋严重，并构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正反馈机制”，使“内部置换型”退出路径成为国有企业安全退出的较为切实可行的的选择。     

外贸对城乡居民福利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Stolper--Samuelson定理关于外贸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福利分配存在不平衡影响的结论，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的现实，实证分析了进出口对于中国城乡居民的福利影响，结果显示外贸对城镇居民的福利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福利没有显著影响。文章分析了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提出了提高外贸竞争力、通过外贸促进农村“城市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