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研究

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是新时期我国农村两项重要的社会救助政策,如何实现贫困对象的动态管理是目前制约两项制度顺利实施的一大难题。对重庆市贫困地区的调研表明,农村贫困对象识别存在偏差,贫困对象分类不够明确,扶持措施缺乏针对性;“福利依赖”和“贫困陷阱”现象突出,受助人口退出难;部门之间缺乏协作与联动,扶贫资源供给分散。应基于贫困对象识别机制、贫困对象分类救助机制、贫困对象自身“造血”机制、动态考核与退出机制和部门联动与资源整合机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系统,对贫困对象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实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应退尽退”的目标,提高两项制度的运行效率,维护制度的公平性。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在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资源匮乏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采用DID模型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在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其中,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和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提高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农户易地扶贫搬迁交易成本,并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我国脱贫攻坚到了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绝对贫困这一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突破性的解决,即将进入相对贫困阶段。理清相对贫困的概念,识别相对贫困阶段的特征,能够更好地揭示相对贫困阶段教育扶贫面临的挑战:如何划定教育相对贫困线、如何面对教育支出型贫困、如何统计监测教育扶贫数据。为进一步发挥教育在相对贫困阶段的扶贫作用,需构建城乡统一的、内助外应的教育扶贫机制,并不断协调教育收入与教育支出。     

东北地区农村贫困及"十三五" 时期"精准扶贫"思路

实现东北地区脱贫是保障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基础设施薄弱、农村难以持久增收、脱贫效率不高、代际贫困发生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不足等是东北地区短期内实现全部脱贫的主要障碍.因此,通过金融创新增加资金来源渠道、通过产业发展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参与率、通过制度化完善帮扶机制、通过社会事业投入以及通过环境保护等措施,可以优化"十三五"期间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尽快促进东北地区农村脱贫.     

政策营销、政策执行与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

基于全国九大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别考察了多元化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贫困地区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能够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深入理解相关扶贫政策并提升其政策满意度；（2）精准扶贫政策的精准执行亦是农户政策满意度的另一个重要促增因素，具体体现在精准识别、"五个一批"等多元化扶贫政策的实施以及贫困退出机制等三方面；（3）总的看来，贫困地区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而精准扶贫的政策营销与政策执行对不同群体的政策满意度影响具有异质性。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外源式扶贫背景下农户脱贫的内在动力研究

以政府为主导的驻村帮扶工作机制和量化考核工作方式构成了当前精准扶贫工作顺利推进的主要工作策略,而这种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自上而下依托行政压力体制、采取减贫目标责任考核的单向度扶贫方式容易造成贫困村和贫困人员对于外部力量的依赖性.本文在分析驻村帮扶、量化考核这两种工作方式的行动逻辑基础之上,讨论了精准扶贫过程中农户参与不足和能力有限的表现及原因,同时探究了如何在外源式扶持的背景下,培养贫困户自身内部动力机制,倡导创造贫困户参与精准扶贫的环境与空间,提升贫困户自身脱贫的能力与素质,打通农户内力,在内外合力帮助的前提下顺利完成精准扶贫的脱贫目标.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贫困及扶贫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并提出自己解决贫困的一系列扶贫思想。他在对中国扶贫实践进行大量调研、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精准扶贫是其扶贫思想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的精准扶贫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精准管理和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等,习近平同志的精淮扶贫思想对于推进中国扶贫开发意义重大。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民合作社参与贫困治理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被认为是由农户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基于自助和互助原则进行减贫、脱贫活动的理想载体.具体来说,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作用主要体现为:增加贫困农户收入;促进贫困农户实现自主脱贫;完善贫困治理体系等.随着脱贫攻坚工作取得胜利,全国扶贫事业进入"后扶贫时代",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乡村振兴.要进一步巩固农村贫困治理成效,农民合作社还面临一些困境亟须克服,如合作社治贫意识不足、内部精英俘获现象严重、政府合作社与低收入农户之间共赢机制尚未形成等等.基于此,有必要积极提升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能力,发挥农民合作社带领农户致富的经济组织功能以及拓展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服务功能,助推农民合作社将脱贫攻坚前期经验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以使农民合作社在"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中继续贡献力量.     

建立和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扶贫资金的循环与退出机制——关于创新扶贫方式的思考

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扶贫资金的流动性，反映在资金的导入，管理使用和退出三个环节上。从循环的角度看，退出环节尤为重要，但往往被忽视，导致许多项目资金有去无回，扶贫绩效低下。建立农村政策金融扶贫资金的退出机制，关键在于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针对存在的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入手：1，加强立法，建立农村政策性金融扶贫资金的预算制度；2，建立委托－代理责任制，统一管理，统一使用；3，组建扶贫创业基金，试行农村“创业”融资市场。     

后精准扶贫时期农村隐性贫困的精准识别与治理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贫困农户微观数据分析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贫困治理呈现出新样态:贫困户的显性贫困维度得到改善的同时,住房、健康和教育等隐性维度仍存在较深的剥夺,尤其是体现在非建档立卡户群体上;在有限扶贫预算和单一基层政治考核制度的双重约束下,扶贫资源的分配过程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瞄准机制的内生缺陷。贫困户和贫困村的贫困剥夺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维度上各有侧重,微观差异明显。走出贫困治理的新困境需要调整扶贫策略,将多维贫困的理念深入基层农村,关注多维隐性贫困问题,提高多维贫困识别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分类施策;实现扶贫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有效衔接;优化基层政治考核机制,建立与村庄微观特征相兼容的多维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切实提高基层乡村的贫困治理能力。     

转型期中国贫困问题的再认识

迈入新世纪，中国的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将向纵深发展，我国的扶贫事业也将面临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为此需要对贫困问题做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和研究。从理论上讲，“贫困”定义演变得更加综合化、人文性，这将直接影响到今后扶贫政策的制定，从现实上讲，扶贫瞄准体系和手段高应更关注提高贫困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贫困测量指标体系上讲，应建立相对的、动态的、适时调整的指数化指标系统；从塑造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看，市场机制和市场竞争中发生的失业、破产、收入差距拉大等致贫因素的可能性在增加，从趋势看，中国反贫困进程既呈现阶段性，也是长期性的，对此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资源储备。     

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研究

探究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分异结构,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维度出发,构建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综合评价体系,并借助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模型和Arc GIS地理信息软件,测算出环京津贫困带的三维度系统空间分异地图,分析结果发现:环京津贫困带27个县的空间贫困分异显著;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系统的贫困叠加会削弱或加重综合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精准扶贫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调控策略。     

精准扶贫经验分析与价值总结 ——基于举国体制制度优势

中国精准扶贫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减贫成绩向世界提供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支撑中国取得减贫奇迹的正是独特的制度优势与有效的治理体系,尤其是举国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自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党中央从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及如何退等方面全面创新制度设计,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精准扶贫以党主导、高位推动、层层落实责任,以建档立卡和动态调整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因地制宜、多主体多举措精准帮扶,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有机互动、相互协作,形成强大帮扶合力。另通过第一书记制度助推扶贫政策落实,通过加大资金供给与统筹使用强化投入保障,通过严格的监督问责与考核评估保证扶贫的准与实。精准扶贫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世界贡献中国减贫经验等方面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

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从多维视角识别和分析贫困更能挖掘贫困的本质,为政府制定反贫困对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依据.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算出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按贫困维度施策、按地区贫困和家庭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建立以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机制和提高基层干部扶贫管理能力等精准扶贫对策.     

社区在发挥城市扶贫作用中的困境及其原因

随着科技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贫困现象已经越来越凸显为严峻的社会问题。针对城市下岗失业等新贫困群体的数量日益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城市贫困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从社区就业、社区保障等相关概念入手,阐述社区在城市扶贫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和社区在发挥扶贫作用中所遇到的困境,分析产生困境的原因,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以维护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为城市扶贫和社区建设提供新视角。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