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蓄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原因与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率不仅一直居高不下,而且有上升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我国的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部门的储蓄状况分析,得出在我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部门的储蓄比重是不断加大的,而居民的储蓄比重是呈下降的趋势,通过探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房价增长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使用200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房价增长率与居民整体储蓄率的关系。持续增长的房价可能对个人、家庭储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实证结果显示其对整个社会居民的总体储蓄率影响微弱且不显著。居民的本期储蓄决策会根据上期储蓄情况进行调整,如果上期储蓄率过高（低）,本期会适当降低（提高）储蓄率。此外,居民储蓄率对利率及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较为敏感。     

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再认识——基于修订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测算了1952—2006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并分析了其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及其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高积累政策、居民的低收入水平与高人口负担决定了居民的储蓄能力有限,稳定的收支预期也使得居民储蓄倾向很低。改革开放后,居民个人储蓄率迅速上升,其原因除了收入增长的普遍作用外,可能是其它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这些因素包括经济转型、人口转型、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等。     

我国银行高储蓄率现象的经济分析

银行储蓄率居高不下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国银行储蓄率持续走高主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导致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金融市场本身特性,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因素.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银行系统、资本市场三方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应规范居民的储蓄行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储蓄欲望,积极改变观念提高消费水平,大力发展基金培育机构投资者.     

我国国民储蓄研究:文献综述

中国国民储蓄研究可以总结为合理国民储蓄率的标准问题、国民储蓄的实证研究和国民储蓄的调节与扩大消费对策研究。重点对合理国民储蓄率的标准判断尤其是西方主流理论中的"动态无效"判断方法、高储蓄的原因以及对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的实证研究进行评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国民储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基本思路。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医疗保障制度对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一个动态模拟研究

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是国民经济活动的基础。居民的医疗支出和医疗保障对其消费储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动态优化模拟的方法,定量模拟分析我国城市的医疗保障制度对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医疗保障能够通过增加家庭生命周期消费的潜在资源来提高家庭应付未来意外事件的能力,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储蓄的不利影响。     

基于税收储蓄效应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制度评析

我国企业年金基金的规模以每年400多亿的速度扩大,但其覆盖面仍不到基本养老保险的6%,因而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被学者们一致认为是制约企业年金计划发展的瓶颈。在我国51.3%的高储蓄率背景下,为了降低储蓄、扩大内需、研究企业年金计划对国民储蓄的影响,本文基于税收储蓄效应的视角,从公共储蓄和居民储蓄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影响效应分析,最终得出我国的次优选择应该是部分TEE模式。     

从个人消费储蓄行为理论看2004年我国储蓄存款负增长

本文从个人消费储蓄行为理论出发,分析影响中国不同收入家庭消费、储蓄的因素,并结合2004年宏观数据以及中国居民储蓄结构说明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负增长的原因。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保障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我国社会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主要问题就是养老保障,尤其是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城市老人在养老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需要得到最大的关注。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集政府、社会、社区、家庭、志愿者、老年人自身六位一体、相互支持的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服务体系。     

中国储蓄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广义的储蓄率能够全面反映一国的积累情况,对于宏观经济调控具有广泛的政策意义。本文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储蓄率变动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静态均衡分析和动态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储蓄率变动的长期影响因素以及短期波动性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经济制度变迁与人口结构是长期影响储蓄率变动的主要因素,而且经济增长对于储蓄率的影响在1995年之后显著增强。短期内,我国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从长期来看,我国储蓄率将进入持续下降阶段,并趋于平稳。     

中国最终消费率过低之谜

本文通过对最终消费率的分解,发现导致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表面原因在于居民消费项目的变化。但是,通过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特点的分析后发现,导致居民消费过低的根本原因,一是居民真实收入不高,居民的储蓄性动机仍然很强,政府对居民的“补贴不足”;二是政府对消费性投资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对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政府都可以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改善目前的消费状况。实证分析表明,居民真实收入的增加依然是影响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可以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而对消费性产品的投资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的扩大。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2010）数据,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和RIF回归分解法测度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子代收入的提高,且对城镇的收入边际效应大于农村;（2）政策允许家庭生育数量越多,越不利于农村家庭子代收入的提高,家庭一旦超生则会显著降低子代收入,而且相对于农村家庭子代而言,城镇家庭超生对子代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3）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力呈现出U型特征,对低、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大,而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城乡收入差距贡献相对较小,其中政策允许生育胎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应统筹全局、因地制宜、奖惩兼施,以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子女的教育质量,促使城乡居民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趋同。     

滞胀风险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

近期我国经济呈增速趋缓、物价攀升的边际滞胀态势。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红利减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和制度不完善,引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企业成本上涨和公众的高通胀预期。借鉴国内外有关滞胀治理的理论研究,我国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劳动的收入份额,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保投入,实行结构性减税,完善科技投入体制,完善产权、户籍、社保和行政法律制度,明确货币政策的币值稳定目标,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家电下乡的实施效果与政策完善——基于全国246村3656农户的调查与回访

根据2009年中、2010年初和2010年中对全国246村3656农户的3次调查与回访资料,对家电下乡政策实施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电下乡政策的惠农效应初步显现,农户购买下乡家电的数量大幅增加,消费结构也有所改善;同时,补贴兑付程序相比以前更加简易,农户对家电下乡政策评价高;但下乡家电质量等问题也逐渐在增多,农户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满意度和对下乡产品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为进一步实施好家电下乡政策,还需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调整下乡产品结构,保证产品质量,完善相关政策和农村基础设施。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生儿育女的福利效应:子女数量及其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孩子被认为能够为父母带来效用但实证结果却充满争议。中国的计划生育带来的生育数量限制是否带来了相应的福利代价?而生育孩子的性别构成是否对父母们的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显著因素,但是女孩相比于男孩更有助于提高父母们的幸福感。这个结果在全样本、农村以及城市人口、不同受教育程度、中年人群中都是一样的。但孩子的数量和性别对年轻及老年父母的幸福感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结果和养育成本、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变化以及男女的不同性别角色等都是有关的。     

文化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和减贫效应:微观机制和贵州农民画的经验

基于贫困家庭微观决策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型显示，该政策促使贫困家庭生产将有限劳动时间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文化产品生产，并最终增加人均家庭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为测度文化产业扶贫的增收和减贫效果并验证其微观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利用2006~2017年世界银行贵州调查项目的农村家庭微观定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2013年开始试点的贵州水城县农民画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政策效果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该政策可导致参与该项目的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额外提高22.6%，且在考虑政策强度和政策质量差异后其增收效应仍然显著。以文化产品劳动时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扶贫政策通过增加贫困家庭的文化产品生产时间和文化产品销售收入间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政策导致贫困家庭平均每年额外投入348小时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并获得9670元的农民画销售收入。此外，对该政策的年度和累计脱贫率估计显示文化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项目覆盖的8个村民小组年均和累计脱贫率分别额外提高7.69%和13.82%。最后，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年度效应估计还显示，文化产业扶贫政策在考察期内存在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