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争论与剖析

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转折点出现是发展中国家摆脱结构性矛盾,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向成熟经济体迈进的重要标志。近来,学术界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争论颇多,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观点。研究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具有特殊性,必须准确剖析刘易斯转折点的本质,厘清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和第二转折点的转换条件;必须根植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背景,对模型的假设条件和设定形式给予适当修正,还原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建立合理的、准确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     

劳动力变迁助推经济转型：基于人口结构的研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有关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议题越来越激烈。文章基于对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研究,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有助于带动消费增长,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探析与实证检验——基于制度工资假设的修订

“刘易斯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对制度工资的假设进行修订,进而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这一经济增长概念和生存工资这一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概念两个方面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只有这两个标准同步实现,才是真正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解决其面临的严峻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唯一的出路。     

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转变存在大约20年的滞后,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农村人口问题。本文从社会制度变革、经济转轨、社会生育观念等几个方面对造成农村人口问题的深层次社会根源、经济根源进行了剖析。     

重新认识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

农民收入是中国农业政策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政府一直采取积极的措施,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于户籍制度及其改革滞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受到抑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并没有迎来城乡收入趋同的格局.近年来,"民工荒"的反复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阶段.通过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以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含义,并指出刘易斯转折点为中国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有利机会.如果加快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市场改革,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高效农业的发展,那么,就能够建立起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模式"几个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历二十多年经验式的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经济转型模式,社会结构通过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渐进式的功能性调整,经济与政治、文化要素在渐变中互相耦合为一个新的有序结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机制是市场化改革的积极和持续的推动者,也是社会运行的有力保障,渐进式经济转型道路成为国际上成功的的转轨模式,中国没有必要选择政治体制结构性变革。中国今后社会改革效果评价标准要兼顾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中国经济模式发展趋向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的人性化、国际化、均衡化、质量化的节约型社会的经济模式。     

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及政策取向

在计划经济中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转型，在转型中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严重。这一结构性矛盾具有综合性，深层次性，萎缩性特征，在转型时期，新一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是积极发展高新产业，搞好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取向的内涵是，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结构调整；解决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制度缺位问题；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加快非经济的发展，发展特色经济，提升产业结构。     

刘易斯拐点显现期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1978年以来,中国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轮驱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2008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生产要素正在发生变化.如何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妥善解决要素禀赋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无疑是未来一个时期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从刘易斯拐点理论入手,通过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根据中国现有的人口结构和未来发展趋势,得以从谋求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及其对城市化影响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具有三大特点,即二元经济转型以体制转轨为背景并受体制转轨进程的制约、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城市化与半城市化路径。受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以及"农村病"严重存在的同时"城市病"日益突出等问题。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上述问题必须深化二元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     

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及政策取向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条件下 ,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由供给约束向需求约束的转型 ,在转型中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严重。这一结构性矛盾具有综合性、深层次性、萎缩性特征。在转型时期 ,新一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搞好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 ,优化经济结构 ,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取向的内涵是 :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 ,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调整 ;解决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制度缺位问题 ;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结构 ,加快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发展特色经济 ,提升产业结构。     

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政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刘易斯拐点”引发革命性变革

刘易斯创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市场还没有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并由此而派生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     

“刘易斯拐点”已现:“民工荒”与“涨薪潮”

本文通过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纠纷"现象,根据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结合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新态势,综合判定我国经济过程中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短缺点)已经出现。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刘易斯转折区域"这一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严重。随着"刘易斯拐点"出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需状况发生实质性变化,这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政策带来新的挑战,需要有关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区域经济和谐发展与政府区域干预政策的研究

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发展的同时,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也在逐步加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非和谐的社会经济问题.当前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文章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采研究政府应当采取何种区域干预政策,以促使我国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并提出有关建议:强化增长极与周边环境关联度的政策意识;制定新增长中心建设与原增长极产业转移的宏观政策;实施政策性诱导为主的政府干预政策;构建"特色增长极"的区域经济策略;制定激励性的区域干预政策.     

转型经济研究中的理论难点问题——基于中国与俄罗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实践分析

本文以中国与俄罗斯转型的实践比较为案例,提出了转型经济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难点:转型策略选择理论:“激进”和“渐进”孰优孰劣与新制度建设;市场微观基础培育理论:打破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根据不同国情,选择不同路径,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企业制度建设;市场宏观调控机制转型理论:转变政府职能,实施依法治国,不同国家的不同转型内涵,形成不同政府建构;社会安全网建设理论:建设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的组织,构成社会保护伞,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良性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深层问题。     

论社会转型中的民族凝聚力

由现代化而引发的社会转型，全面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从而不断重塑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结构和内涵。与传统相比，民族凝聚力有了本质的不同；社会转型中民族凝聚力弱化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社会转型对民族凝聚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诉求呈现多元化特征,社会治理难度也进一步加大。因此,正确把握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坚持统筹协调的工作方法,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同步、协调、可持续发展。     

引发社会不公平的政府因素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发生深刻的制度变迁以及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陷入了“公平性困境”。解析其中存在的政府因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市场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市场在培育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不完善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但对于扮演主导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角色的政府来说，其本身存在的公共行政管理上的诸多缺失，则成为社会不公平的更为重要的直接和间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