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参与精准扶贫对其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以金融机构为研究样本,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参与精准扶贫对金融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机构参与精准扶贫对其绩效有正向影响;从细分业态来看,银行业和保险业影响不显著,证券类金融机构和其他类金融机构正向影响显著;从金融扶贫的方式来看,转移就业与易地搬迁脱贫投入对金融机构的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发展脱贫投入、教育脱贫投入对金融机构的绩效有一定正向影响,健康及生态保护扶贫投入、兜底保障与社会扶贫投入对金融机构的绩效影响不明显.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路径探析

加速推进农村精准扶贫,事关国家“四个全面”战略落实和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但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却面临着农民缺位、政府越位和社会组织参与不足的问题,难以有效整合多方力量协同推进精准扶贫。究其根源,在于农村扶贫中没有树立协同治理理念。一方面,农村人才过度外流,脱贫主体不足;另一方面,在扶贫中,政府、农民和社会组织缺乏协商合作,导致现行脱贫机制难以满足农村精准扶贫要求。因此,应该通过培育农村脱贫主体,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吸引社会组织参与扶贫,重塑农村脱贫治理机制,来优化农村精准扶贫工作。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与治理——基于扶贫案例的分析

精准扶贫政策要求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但地方政府实践中却存在着不精准执行现象,出现"任人唯亲"式脱贫、"靠贷"式脱贫、"低保"式脱贫和"捐款"式脱贫等错误行径。此现象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主要有对精准扶贫认识尚不到位,精准扶贫考核机制不科学,精准扶贫过程公民参与少,扶贫干部的素质高低有别以及扶贫反馈救济效果不显著。倘要在精准扶贫中消除这种不良现象,须推进全面认识精准扶贫步伐,改善精准扶贫基层考核机制,引入公民参与精准扶贫过程,规范扶贫干部的选培与退出,落实扶贫反馈的甄别与处理。     

中国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

文章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内涵、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三个维度对精准扶贫做出了阐释。文章着重分析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内涵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并且对扶贫瞄准机制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刻画,以史为鉴,瞄准问题,着力解决。政策方面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贫困县审查退出机制、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思考调整,以确保我国稳准好地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     

精准扶贫:路径选择、实施困境与完善措施——基于广西百色市平果县海城乡的调查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制定并实施了多种精准脱贫路径,脱贫效果十分明显,但在脱贫路径的选择和实施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脱贫效果.本文以广西百色市平果县海城乡作为调研对象,对其脱贫路径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发现:产业扶贫、 移民搬迁和转移就业等三种精准脱贫路径对脱贫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产业竞争力不足、 安置房供应有限及转移就业难度大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脱贫效果和进程.为此,本文提出要加大产业开发投资力度、 完善配套设施及建设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精准扶贫工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的/意义我国西部地区是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十三五”时期是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工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由整体全面推进向深度贫困聚焦聚力的关键时期。要在扶贫对象、脱贫任务、扶持措施、贫困退出上务求精准,就必须以目标为导向、真督实导,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硬仗。方法/过程针对精准扶贫各阶段特点和工作内容,以衡量扶贫成效为考核目标,运用关键指标法、标杆导向法、项目管理法,初步建立一套精准扶贫考核指标体系。结果/结论建立的指标体系包含8个一级指标,下含26个二级指标和57个三级指标;对指标赋值量化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信阳市“十三五”期间旅游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东部地区"富可敌国"的同时,河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当前,旅游业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精准扶贫"一经提出,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信阳市地处我国南北自然分界线上,作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有着不可比拟的区域交通优势、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以及深厚的红色文化内涵,但在实施发展旅游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过程中,还存在帮扶主体单一、政府主导化严重等问题。本文通过旅游精准扶贫内涵研究、国内外旅游扶贫经典案例借鉴,对信阳市旅游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局与路径选择--以安徽为例

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和贫困区域环境,运用科学有效的手段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帮扶和管理的脱贫方式。本文结合安徽扶贫做法与特点,分析了精准扶贫实践和操作中面临的困境,并对精准识别、帮扶和管理等环节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新型城镇化推进精准扶贫：内在逻辑及实现途径

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根本性超越,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扶贫的根本性超越,两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新型城镇化具有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主要模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四化同步发展”为理念支撑、以“绿色发展”为价值追求等特征,应以新型城镇化推进精准扶贫。具体来说,就是要积极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要坚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充分发挥农民在精准扶贫中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发挥“四化同步发展”的动力作用,全力提升精准扶贫绩效;要坚持“绿色发展”的价值追求,积极推进绿色扶贫。     

东北地区农村贫困及"十三五" 时期"精准扶贫"思路

实现东北地区脱贫是保障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基础设施薄弱、农村难以持久增收、脱贫效率不高、代际贫困发生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不足等是东北地区短期内实现全部脱贫的主要障碍.因此,通过金融创新增加资金来源渠道、通过产业发展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参与率、通过制度化完善帮扶机制、通过社会事业投入以及通过环境保护等措施,可以优化"十三五"期间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尽快促进东北地区农村脱贫.     

新形势下扶贫开发瞄准机制创新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市为例

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扶贫开发瞄准机制逐步建立。根据对湖北省恩施市扶贫开发现状、问题和扶贫效果的调研,扶贫瞄准机制运行中主要存在瞄准主体缺少必要的协调和整合、瞄准对象精度不高、瞄准项目偏重于短期效益、瞄准制度环境运行不畅等问题。面对扶贫开发的新形势和挑战,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瞄准机制。在瞄准主体上要创新扶贫资源传递机制,在瞄准对象上要创新动态瞄准机制,在瞄准项目方面要创新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实现从开发式扶贫到保护式扶贫瞄准理念的转变。     

工作换福利与贫困社区治理:公益性岗位扶贫的双重效应——以秦巴山区一个行动研究项目为例

随着传统贫困治理方案成效的减弱和脱贫攻坚中负面激励现象的多发,贫困治理体系亟待创新完善。基于"工作换福利"思想的公益性岗位扶贫,通过对农民主体性的激发,对其参与权、决策权和发展权的保护与实践,不仅有效解决了贫困治理中的福利依赖和负向激励问题,而且促进了贫困个体收入增长、社区融入和能力提升,有效助推脱贫攻坚的同时也使得乡村治理获得显著改善。公益性岗位扶贫方式紧扣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通过调动贫困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公共服务意识,使其在工作报酬之外还获得了超越个体与单个家庭的集体的认同感、存在感、幸福感等多重福祉,有效增强了村庄内源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     

基于生态补偿机制的京津冀农业合作模式探讨

生态补偿机制是进行京津冀农业合作的新利益平台,是集生态服务、补偿扶贫与农业合作为一体推动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的新途径。实现生态补偿型京津冀农业合作的途径有:农产品生态标识、技术项目扶贫补偿、上下游节水补偿、退耕还林补偿。基于生态补偿型京津冀农业合作的影响因素,我们应在制度、政策、扶贫、物流、农业产业链和农业布局,节水补偿、生态品牌和生态移民及异地开发等方面进行生态补偿型京津冀农业区域合作。     

库区绿色发展的难点与突破——以三峡库区为例

库区经济具有不同于一般区域经济的特点,包括以水域范围为界限、涉及多个管理主体、承担功能多样化等;绿色发展是库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三峡库区既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水库淹没区,也是长江上游重点生态保护区,面临着资源开发与生态环保的矛盾、生态脆弱与贫困落后的矛盾、不同管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资源的综合开发与整治、移民可持续性生计等一系列难题。三峡库区绿色发展,需要加快对水域资源产权的确权,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和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完善和实施精准扶贫制度,实现精准脱贫致富;构建地区和部门协同发展机制;并对接国家战略,深化对内对外开放。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减贫与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多元复杂，表现形式特殊多样，内生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脱贫攻坚进程的关键问题。研究结果认为，在减贫与发展实践中纳入文化视角，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树立发展自信，重塑发展文化和探寻新的发展路径。有鉴于此，文化基础上的减贫与发展，应该着重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为发展所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文化，为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提供催化剂；搭建发展的平台与空间，为激发贫困人口的发展自信创造条件，以促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中国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

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30年的开发式扶贫跨越了农村经济改革和小规模的区域扶贫、大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与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四个演进阶段,政策实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区域开发式扶贫政策措施在过去30年的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多需要认真反思、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扶贫战略对贫困的识别与认知、贫困标准、扶贫方式和扶贫瞄准机制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的调整和转换.依托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和就业的并重增长,促进开发式与救济式扶贫并举实施,将是下一步农村扶贫的必然选择.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减贫与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多元复杂,表现形式特殊多样,内生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脱贫攻坚进程的关键问题。研究结果认为,在减贫与发展实践中纳入文化视角,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树立发展自信,重塑发展文化和探寻新的发展路径。有鉴于此,文化基础上的减贫与发展,应该着重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为发展所用;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文化,为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提供催化剂;搭建发展的平台与空间,为激发贫困人口的发展自信创造条件,以促进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关系研究

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对中国扶贫开发也将产生巨大影响。本文通过对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其一,发展方式转变,重构了减贫的动力机制,即产业动力、增长动力和内生动力等发生了新转变。其二,发展方式转变,使减贫路径和方式发生新变化,即引致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扶贫重点以及就业方式发生新变化。可以说,发展方式转变的快慢影响和决定着减贫效率的提升程度。快速跟进的后续产业以及尽力避免贫困人口失业是扶贫的关键。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保障贫困人口收入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迅速增强内生动力,激发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测度了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之间的关系。     

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

贫困线设定及其调整是否合理、贫困发生率是否可以跨时跨地比较,这是扶贫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归纳了因计算方案和贫困线调整导致贫困发生率不可比的主要问题,包括由于消费支出定义外延不一致、调查回顾期限不一致、地区差异、时点不同等,相应地总结梳理了目前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与方法,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提出解决类似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