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消费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信息消费是中国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辐射最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信息消费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就业效应、产业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了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化程度、技术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有利于提高信息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此外，信息消费试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规模城市、东部区域和高行政级别城市中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能源政策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以中国2005—2017年271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新能源示范城市设立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对城市绿色经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具备持续性。同时，政府科创支持与区域环境规制均能正向提升政策效应。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广新能源试点政策、优化新能源城市空间布局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镇空间结构的变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量市县层面调整。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人口再分布密切相关。行政区划调整适应了城镇化进程的需要,为加快城镇发展,促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撤县设区释放了一批中心城市的增长潜力,对城市群核心载体的培育,城市集聚效应的外溢发挥着重要作用。撤县设市脚步的放慢,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不利于新时期我国城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完善。在此认识基础上,结合对未来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推进县改市进程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建议,并在GIS平台上识别了我国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区域。     

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组态研究——基于NCA和动态QCA的分析

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基于“政府—市场—技术”分析框架，利用2011—2019年间101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NCA和动态QCA方法，探讨多重制度逻辑下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态效应。结果发现：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存在单一的必要条件，但环境规制、市场环境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高水平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瓶颈效应；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共有三种制度组态，分别为政府—技术、市场—技术以及政府—市场—技术，且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普适性作用。动态分析表明，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组态存在一定的时空变化规律。从时间上来看，三种组态在时序变化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总体趋势表现为解释力逐步增强。从空间来看，政府—技术制度组态是被最多城市遵循的高质量组态，说明大部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仍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本研究为探索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QCA研究打开“时间之门”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心-外围的研究框架，采用基准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与省会城市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均会显著提升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省会城市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邻近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金融资源配置在地方与省会城市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扮演中介角色；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分布区域下，地方与省会城市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据此，提出以“硬科技”突破产业链短板与痛点、基于宏观视野合理规划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中心空间布局等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面积与城市经济关系研究

城市面积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在存量资本,城市土地利用必须与城市经济和城市开发边界控制有效衔接。运用State软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与城市经济显著正相关,市辖区面积与城市经济显著负相关。因此,国家中心城市要严格控制城市开发边界,实施县改区与区县重组并行;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区别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有效有序实施县改区;中西部城市要因地制宜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探索实施市区拆分模式;以立法界定行政区划调整,制定市辖区的退出机制。     

创新集群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与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地理格局从产业集群转向创新集群，传统以地理距离为边界的区域发展格局被逐渐打破，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技术互补关系逐渐成为主导。本文运用技术复杂度和城市间技术互补指数对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进行重新识别，并对互补性技术体系下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经济发展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特征；中心与外围城市间技术互补促进了创新集群经济增长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结构呈现从技术竞争向技术互补的转变，中心与外围城市技术竞争对创新集群经济增长收敛具有抑制作用；外围城市协同式创新水平和倾向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创新集群中心—外围技术互补程度。这些经验证据的政策含义是转变区域发展思路，实现从以地理半径为导向到以技术半径为导向的逐渐转变，增强城市间、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外部城市的技术互补，赋能创新集群中心城市，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实现城市间技术分工与合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各地的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东部地区和低排放城市更加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还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     

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如何影响财政透明度?——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财政透明是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和政府行为视角，提出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着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而利用2013—2019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并对其进行了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与拓展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且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扩大基建投资等降低财政透明度，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财政透明度，而土地出让单价在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财政透明度的作用中具有不同效应；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具体关系，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群2010—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着重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红利的重要中介因素和门槛因素。数字经济红利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红利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红利最大，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辨识

探讨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采用广义合成控制法评估其政策效应大小,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理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总体显著地驱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设立于东部地区、正厅局级以及2013年以前的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更加明显.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不存在时滞性,且通常拥有8年的政策时效性.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相较于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国家级新区主要通过就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见,在后续国家级新区批复设立和推进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注重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最终实现中国区域均衡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间市场整合——以高速公路为例

本文以高速公路为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效应。基于1998～2017年高速公路数据，结合静态路网，本文识别了高速公路建设对城市间驾驶时间的影响，分析了其对市场整合的作用。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建设带来的交通时间成本下降使得城市间相对价差波动性显著降低，促进了跨区域市场整合。在剥离了初始交通时间成本的影响后，其促进市场整合的影响幅度接近省际边界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高速公路建设提高了生产要素流动性，其对城市间人口迁移的提升效应接近迁移率均值；提升了城市间贸易流量，总效应超过8.87%；促进了区域间生产分工，加强了产业前后向关联。研究还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改善了省际边界效应，对跨越省界的城市间市场整合效应更显著。     

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交通可达性提升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Meta-RDM模型测度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将其作为衡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并采用SARAR模型验证了可达性提升对不同层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研究发现：城市间交通可达性提升会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作用路径不同；可达性对普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提升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水平，进而提升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可达性对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促进资本要素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进而提升技术效率值来实现的。另外，财政支出占比指标会显著影响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普通城市的技术效率提升，不利于中心城市的技术进步。在交通可达性提升的背景下，不同层级城市应有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策略。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提升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5—2019年2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人力资本集聚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且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增强；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试点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东中部地区及新一线及二线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较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优化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要素价格扭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运用熵值法测算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基于Tobit回归探析要素价格扭曲、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呈上升趋势；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均存在滞后效应；技术创新水平有助于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东部地区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抑制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向促进作用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据此，应优化顶层设计，双轮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房地产经济对产业结构发展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分析——基于科技创新视角的再检验

房地产经济的“虚拟属性”是否会通过影响技术创新阻碍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抑制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固定效应及面板中介效应模型，采用2005—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数据，检验房地产经济通过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途径。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经济会通过成本效应及财富效应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加入科技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房地产经济会通过要素成本挤出及要素配置挤出效应阻碍科技创新，从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此，应多措并举推动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发挥房地产经济产业联动效应。     

对我国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思考——以广州市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为例

在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和主要原因的基础上,以广州市近年来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如保持历史文脉,相似相融;小区合并、大区分解;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对开发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做了大胆探索;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相衔接等。分析了现行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国有资产的流失、行政设施的浪费、缺少经济推动的引导、行政区划面状蔓延而缺少长远规划和整体协调,并就我国现阶段大城市地区行政区划调整思路和方向进行了探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绿色发展——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4年“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该作用是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的。研究结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合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增值税分成、财政激励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优化财政分配格局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究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差异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变化，本文以2016年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作为地方财政激励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市县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特征。对于改革前经济发展不平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财政激励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城市，财政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机制证据表明，财政激励通过加强税收竞争和扩大政府投资两种渠道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激励推进了城市共同富裕发展进程，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善的主要表现。本文不仅拓展了税收分成的经济效应研究，而且从财政激励角度廓清了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成因和内在机制。本文结论为新发展阶段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了经验参考和决策方向。     

城市绿色交通碳治理效果评估——来自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是现代化交通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验证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碳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存在环境政策红利，降低了城市人均碳排放，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试点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属地和邻近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均具约束力，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政策降碳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小规模城市、高铁未开通城市、交通运输劳动力低投入城市和交通运输规模小的城市更明显。为此，要建立健全低碳交通运输制度体系，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政策扩容，推广应用交通领域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市际交通领域碳治理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