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辨识

探讨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采用广义合成控制法评估其政策效应大小,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理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新区总体显著地驱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设立于东部地区、正厅局级以及2013年以前的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更加明显.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不存在时滞性,且通常拥有8年的政策时效性.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相较于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国家级新区主要通过就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见,在后续国家级新区批复设立和推进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注重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最终实现中国区域均衡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循序渐进还是一蹴而就？政府补助节奏对企业二元创新影响研究

作为创新的主体,企业原创性成果稀缺已成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桎梏。传统静态视角研究忽视了政府补助投入的动态特征,导致在评估政府补助规则化程度对企业二元创新（利用性和探索性）的影响时存在明显偏误。基于政府补助节奏的动态视角,本文利用2011—2017年中国A股2002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政府补助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因果关系、政府补助节奏潜在的调节作用以及企业研发投入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二元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颠覆式的探索性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企业研发投入增加是政府补助促进企业二元创新的重要影响路径,并受到政府补助节奏的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可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补助发放节奏,促进企业对政府补助专有账户资金合理有效使用,最终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等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佐证。     

从组织架构到微观行动:20世纪50年代的党群组织与社会统合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50年代初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期,各种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开创了不同以往的新模式和新秩序,从根本上规定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组织人分析是研究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新型组织人的个体行动既借助组织而有力量,也受制于组织制度、纪律和政策等。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组织,以政治动员的方式,逐步将具体制度嵌入社会、统合社会。观念、利益和情感构成个人行动的基本理由。唯有在组织架构与微观行动相互作用中做具体分析,才能深化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群组织与个人行动的认识。     

互联网时代“线下交流”不再重要了吗?——基于“知识空间溢出”悖论与区域创新的检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用互联网信息化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分别衡量“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的便利程度,通过收集2007-2019年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线上“显性知识”交流与线下“隐性知识”共享对区域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考虑了知识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之后,“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并非完全替代关系。虽然“线上交流”可以有效提升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创新成果数量,但对创新成果质量的影响十分有限。只有把互联网信息化发展带来的“线上交流”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的“线下交流”相结合,才能综合利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提升区域创新成果质量。文章的研究为持续推进以高铁为代表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升中国创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