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扶贫开发思考——以广西企业为例

在利益相关者协同推进企业扶贫开发的治理模式下,企业绩效与减贫效应之间具有持续的正相关关系。在初期阶段,企业扶贫开发影响减贫效应最大的方式是租赁土地支付的租金和提供就业支付的工资;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影响减贫效应最大的方式是扶贫开发企业盈利后扩大投资、延长产业链以及与当地产业之间发展循环经济。村委会、乡镇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对企业扶贫开发具有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其中,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及其村能人是关键。贫困地区通过企业产业扶贫获得持续发展能力,需要将防止扶贫资源精英俘获的措施与激励村能人的措施并举,需要在"干中学"培育本土农民企业家等。     

农村养老保险能改善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吗？

社会养老保险是应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的核心制度安排。文章基于2011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运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可促进金融资产与耐用消费品资产的累积,发挥减贫效应,但其抑制了农村老年家庭土地资产的减贫作用,未能影响到生产性资产的减贫作用;养老保险强化了教育人力资本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但其通过减轻医疗支出负担、提高老人健康人力资本而改善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农村养老保险对人口结构最完善的联合家庭减贫效果最有效,空巢老年家庭次之;相较于中低龄老人家庭,养老保险改善高龄老人家庭贫困的效果不佳;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减贫效应越好。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制度、政策演进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快速成长为居于世界前列的制造业大国、国际贸易大国和经济总量大国。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时期,中国人民勇于创新制度,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道路。回首这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伟大进程,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制度创新和对人的尊重。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国家各部委颁发的主要文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权威报告、理论界和学术界在劳动力流动方面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梳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制度和政策的演进历程及发展趋势,秉承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努力还原并展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陕西省扶贫开发的现状及政策建议

2010年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陕西省农村扶贫开发规划（2001—2010年）》实施的第十个年头，也是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本文拟就陕西省十年来扶贫开发工作主要做法和基本经验进行回顾总结，分析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明确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探索今后10年的扶贫政策和机制措施，以期对我省新阶段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有所帮助。     

低保制度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机制

中国农村在反贫困领域已经进入了“两轮驱动”（低保和扶贫开发）的历史阶段,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对扶贫开发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机制进行重新认识和设计。本文在回顾农村低保制度出台背景和实施过程并展望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低保制度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潜在影响,对低保制度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功能定位进行了重新认识和界定,并据此初步设计了“发展型”的工作机制。     

我国城市社会救助方式减贫绩效的比较分析

下岗补贴、失业保险和城市低保制度都具有减贫效应,本文对这三种制度的减贫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显示城市低保制度的减贫绩效最强。     

中国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基于结构与空间视角

财政投入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减贫手段。本文使用2007—2013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主要研究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差异、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利事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减贫效应显著，而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不尽相同，空间差异明显，其空间相关性也不一致。其中，东部地区教育支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而农林水利事务支出的减贫效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非常显著。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一是要根据各区域的情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减贫效应；二是要采取加大投入和改善外部条件相结合的方式，增大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三是要加强区域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行动协同，积极促进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外溢作用，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     

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路径选择——以安徽省为例

贫困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尊严,更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多年来,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在减贫领域取得了巨大成绩.而目前我国农村仍有2000万以上的贫困残疾人,这群贫困与残疾互相交织的群体,是我国扶贫攻坚战略工程所需关注的重点.固化的"贫困内核"、动力不足的扶贫资金、落后的脱贫观念、不健全的服务体系、欠缺的考核机制等现实问题要求社会各界加大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力度,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公共部门资产：基于产权理论的会计认识

本文首先分析了资产的定义及重要性，然后借助产权理论研究了公共部门资产的产权属性，认为资产是经济资源和产权的“交集”，并基于公共产权提出了社区资产的概念，最后探讨了社区资产的会计核算难题。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有效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推进城市贫困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利用2013—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期面板数据，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中国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城市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城市低保政策通过提高城市家庭资本积累与提升城市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两条途径发挥减贫效应。未来应当在建立全国低保标准调整机制，确保低保政策地方落实以及完善专项救助制度等方面提高低保政策的有效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农地确权、金融可得性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

本文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直接影响,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能够降低农户家庭未来陷入贫困或持续贫困的概率,其间接路径是通过促进农户从事非农就业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金融可得性在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中起到调节效应,金融可得性越高,农地确权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越大。对处于不同贫困脆弱状态的农户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存在差异。上述结论对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意义重大,并为评估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研究目标:测算2010～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分析各区各省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方法:熵权法、描述统计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整体上偏低但呈递增态势,四大区域中东部遥遥领先,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均在全国均值之下,乡村振兴五个一级指标中,生态宜居得分最高,产业兴旺其次,后依次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总体差异但不严峻,总体差异主要源于由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差异所导致的区域间差异;各区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绝对差异正在逐步缩小,并无出现极化现象和收敛现象;乡村振兴水平存在鲜明的空间集聚现象,东部主要落在第I象限的高值集聚区,中部、东北、西部大部分落在第Ⅲ象限低值集聚区,其中有6个省份发生跃迁。研究创新:以政策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构建了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指标体系,全面地从时空分异特征、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价值: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廓清各区各省份优势和短板,为巩固拓展...     

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阻断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扶贫的伟大胜利,返贫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针对返贫现象形成的原因、阻断机制和对应建议,论文采用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湖南一些扶贫地区展开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造成返贫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自然环境、重大疾病、文化程度和思想桎梏。论文提出其阻断机制为:建立灾害预警和应急系统、建立针对性的健康库、组织乡村培训和展开科普教育。论文对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村脱贫后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家庭长期多维贫困状态转化及教育因素研究

研究目标：分析教育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方法：结合Foster（2009）持续时间分析法和A-F双界线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并选取混合效应回归模型、明瑟收入方程及其改进形式,重点分析家庭教育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已经成为长期多维贫困的主要贡献因素,其贡献度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教育水平不同导致教育回报率差异进而影响贫困家庭贫困剥夺深度和贫困持续时间差异,并且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教育回报率呈明显递增趋势。研究创新：将多维贫困在静态时点上的测度拓展到跨期的动态测度,并从微观家庭所在社区（村）拥有的教育资源和各级教育回报率差异等方面剖析了家庭陷入长期多维贫困的原因。研究价值：为构建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和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理论参考。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居民贫困

研究目标：分析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及其交互作用对居民贫困的影响,并探讨两者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构建Logit等计量模型,并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与工具变量法（IV Probit）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社区层面上,收入差距导致了教育与财政资源在区县间的配置不均等,阻碍了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进而提高了居民的贫困发生率;在个体层面上,收入差距降低了居民对教育资源的可及性,恶化了居民的健康水平,从而导致居民进入贫困状态。社会资本能够降低居民发生贫困的概率,同时也能够缓解收入差距对居民贫困的不利影响;提升就业能力与收入水平、增加教育与医疗投资、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强化融资能力等是社会资本缓解贫困的主要渠道与机制。研究创新：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对居民贫困的作用机制,指出社会资本是缓冲收入差距对居民贫困不利影响的重要保障。研究价值：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和路径解释;在实践中,对减贫、防贫具有指导意义。     

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020年,我国农村地区将全部实现脱贫,为防止返贫现象产生,打好脱贫、防返贫攻坚战,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具有深远的意义及重要的作用。论文主要阐述了我国脱贫工作的现状,并分析了我国脱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的策略。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差异研究

研究目标:明晰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测度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选取30个省份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使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五大影响因素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上波动上升、稳中有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区域特色鲜明,但是区域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省际的差别也较大。研究创新:将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范围内,丰富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在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进行再界定的基础上,定义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核心概念,并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进行了详细解释。研究价值:研究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丰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村生产要素配置、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提高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湘粤桂边瑶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测度与治理

湘粤桂边瑶区是我国典型的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当前该区域农户贫困状态正由经济性渐趋脆弱性。本文借鉴Chaudhuri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通过对样本点590户农户的一手数据实施测算,发现该瑶区的农户脆弱性系数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数,区域内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最后,结合该区域实情,提出了变更贫困识别、突出地理区域整体联动、实施资源资本化等脆弱性治理的发展思路。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

本文使用2003~2006年覆盖全国30个省区的微观面板数据,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新农合的减贫效果明显,不仅能在农户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发生概率,而且能在省区层面上显著降低贫困率;新农合能显著促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民增收,但需要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作为支持条件;新农合能显著降低村庄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但对省区范围内的农民收入分配状况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扶贫政策下电商助力农产品销售问题与对策研究

2020年我国已经进入实现全面脱贫目标的关键时期,但作为目标短板,多数农村贫困地区亟需采取精准措施实现脱贫致富,特别是由于当前环境的特殊性,多数老百姓选择不出门、不聚集,“线上”成为解决购物问题的主要方式,而处于农产品供应链底端的农户和地方产业则面临囤积滞销的严峻挑战,农村生产的粮食、水果、蔬菜等不能及时销售出去,农民利益严重受损。论文通过分析扶贫政策下农产品销售存在的普遍问题,从电商角度出发,提出助力农产品销售的对策,以期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