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产出距离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以1997～2010年中国装备制造业7个子行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了装备制造业创新生产活动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并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998～2010年装备制造业的平均技术创新效率为0.833;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随时间变化呈现缓慢递增趋势,样本期间内共增长了0.127;装备制造业的总技术创新效率与规模效率皆获得了较大改进,但仍处于低效率水平;在影响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因素中,产权结构的改善以及企业规模的提高是促进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改进的主要原因。     

我国装备制造业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从价值链视角出发,将装备制造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划分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利用2006-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七个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采用以产出为导向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研发创新活动两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测评,以此来衡量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七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成果转化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进步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为显著。本文结论可为装备制造业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参考。     

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视角

利用2009—2013年我国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角度,实证研究了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这一效果并不显著;FDI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说明FDI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这一提升作用是有限的。此外,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增加,研发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出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     

垂直专业化、研发效率与垄断势力

在发达国家依靠技术垄断优势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高端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低端锁定风险加剧,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是否有助于跨越“功能分工陷阱”？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将垂直专业化、研发效率和垄断势力纳入统一框架,分析垂直专业化影响研发效率和垄断势力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整体垂直专业化水平和研发效率有明显提升,但只有少部分行业的垄断势力获得明显提高;（2）垂直专业化能够提高研发效率和垄断势力,但对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时滞效应;（3）将研发效率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发现垂直专业化仅对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研发效率正向调节垂直专业化对垄断势力的影响,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的发挥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中国汽车制造业市场结构与绩效关系

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业市场集中度处于缓慢提高中,市场绩效有所提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汽车制造业符合X效率结构假说,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利润影响显著,中国汽车企业市场势力尚未形成。为保证研发资金的充裕,应继续发挥X效率并利用规模效率,提高企业经济绩效。中国汽车制造业需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大型国有汽车企业在研发、国际化等方面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江浙沪零售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分析

文章选取江浙沪14家上市零售企业作为实证研究样本,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其技术效率,对江浙沪零售业上市公司的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力产出弹性、时空分布进行分析,并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所有权结构、管理层薪酬角度对影响其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提出提高江浙沪零售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对策建议,为江浙沪零售业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     

技术势差、要素替代与制造业核心技术突破——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理论分析

在有限的前沿技术公开度之下,巨大的技术势差是制约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原因。从宏观上讲,经济和技术政策均会对技术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微观上讲,核心技术突破所获得的持续利润增长决定了企业技术研发的创新投入动机。利用产品质量模型并借鉴L-V理论,引入前沿技术势差、要素替代弹性等关键变量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发现：较为宽松的技术竞争环境能够带来更高的研发产出效率,而降级技术势差初始门限值则能激发企业较高的研发投入动机;相反,要素替代弹性的上升则不利于研发投入的产出效率增加。为此,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不仅需要宽松的技术竞争环境,还需要降低与国际前沿技术之间的势差。     

行业差异、R&D投入与A股上市企业创新绩效——基于CD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DM三阶段创新模型,采用2017年A股上市企业的截面数据,实证检验了A股上市企业的R&D投入、创新产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比较了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企业创新过程的不同。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政府补助对制造业企业起到的正向作用大于非制造业企业。然而,在企业创新产出中,制造业企业规模的影响却不如非制造业企业。企业创新产出对非制造业企业成长性绩效有显著负作用,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对两种企业的成长性绩效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制造业企业不但要关注政府补助和企业规模,也要注重研发人才的培养。而非制造业企业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成长。     

中国企业研发效率动态演进的背后：市场化改革的力量

本文基于1999—2011年中国省际高新技术产业层面的研发数据,综合运用生产要素产出弹性模型和格林（2005）提出的真正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改革对企业研发效率动态演进的实际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探析国有经济和行业保护政策在市场化改革塑造企业研发效率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基于产业维度的核算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研发效率大约偏离最优效率37％～44％,但其在市场化进程中表现出稳步提升的动态演进趋势,研发中间产出效率和最终产出效率分别从1999年的0．403和0．523（0．490）提高到2011年的0．713和0．766（0．755）。更为重要的是,经验证据表明市场化改革确实是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效率持续动态增进的背后驱动力量;但国有经济和行业保护政策显著抑制了市场力量对企业研发效率塑造能力的充分发挥,具体表现为市场化改革在国有经济和保护性行业中不仅无法起到提升研发效率的作用,反而还可能具有损害企业研发效率的负面影响。     

研发外包是否会抑制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

本文利用2002年、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贸发数据库中数据,测算历年我国制造业的研发外包率,随后利用2003~2011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从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两个维度,考察了研发外包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研发外包可以显著地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研发外包每增加1%,将会促进制造业创新能力提高0.322%,创新效率改善0.0884%。从作用机制来看,研发外包对创新效率的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纯技术进步率的提高上。本文进一步运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检验方法对研发外包创新提升效应的若干因素及其门槛特征进行检验,并从吸收能力和议价能力两个方面分析和筛选出适合开展研发外包的行业。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后危机时代,研发外包是我国制造业提高创新能力,进而顺利完成转型升级任务的最佳选择。     

政府 R&D资助与研发效率要要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度出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的基础上,运用 Tobit 面板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政府 R&D 资助对研发效率的影响及其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政府 R&D 资助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的提升,同时,产权结构、企业规模会对政府 R&D 资助效果产生显著影响,行业中国有产权比重不利于政府 R&D 资助效果的发挥,企业规模则会对政府 R&D 资助效果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2001—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产权结构等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市场集中度与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关系。在中国高技术产业中,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和市场分散,不利于企业的创新。从产权角度看,国有资本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外商资本与港澳台资本对创新有负向作用,法人资本与个人资本对创新表现出促进作用。     

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支出效果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分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途径的基础上,细分了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科技活动经费各类支出,并以2004-2004-2008年我国各地区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用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科技活动支出对创新的直接产出——专利申请数和间接产出——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各项R&D经费支出对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具有专利产出导向性;其他各项技术活动经费对产出影响小且不显著。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关系实证研究——基于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以2008—2012年沪深股市350个医药生物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RD资本投入、RD人力投入以及公司治理对不同专利类型产出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资金投入与专利产出显著正相关,政府研发补贴占RD投入比例只有在10%~60%这一区间时,才能对专利产出产生积极影响;高管技术背景比例、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与专利产出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发明专利产出显著负相关;研发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1~2年的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最大。     

制造业服务化、政府补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基于资源基础观与企业能力理论,从企业内部资源、企业能力和治理结构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业服务化评价体系,以2014—2019年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U型,但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补助对于服务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转型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FDI对我国内资企业研究开发（R＆D）的影响

文章运用中国1999—2006年的2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研发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内资企业的研发产出有着负面影响,而对研发科技经费投入有着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对我国内资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都具有促进作用;企业当期利润率对我国内资企业的研发产出和投入都没有显著的作用;产权结构对我国内资企业的研发有着显著的负面作用。     

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质量

本文选择2009—2019年创业板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专利对创新产出质量进行测度,从财政补贴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解释政府补贴,实证检验风险投资行业专长和政府补贴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中的作用与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其中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而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则显著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质量;风险投资行业专长显著削弱财政补贴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抑制作用,同时显著增强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产出质量的正向推动作用.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研发效率——基于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4~2012年我国工业上市公司中已披露研发费用的企业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代理成本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企业的融资约束可以缓解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效率的负向作用。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国有控股企业的研发效率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研发效率,而且企业研发并没有随着研发强度的提高而产生规模效应。     

CEO更替、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研究

文章以2009—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装备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CEO更替、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关系。将国内实际情况与国内外研究成果相结合,提出相关假设,并依据假设构建回归模型,最后用实证分析法得出以下结论:经理自主权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相较于民营企业,国企中经理自主权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更为显著;CEO更替对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调节效果不一:国有企业中CEO更替对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非国有企业中CEO更替对经理自主权和研发投入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且影响程度不同。     

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标: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特征事实,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微观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拓展了Hsieh和Klenow(2009)对宏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测算框架,测度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我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态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一般城市和人口规模小于等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重点城市和人口规模大于500万人的城市内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国有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垄断性行业内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对竞争性行业内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研究创新:利用企业实际产出规模与最优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