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推动社会发展绿色化，环境规制政策得到不断完善，企业清洁技术的创新程度已成为评价环境规制效率的主要指标。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环境规制政策和企业清洁技术的理论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我国2012—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N”型；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会对清洁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的初期与末期，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较西部地区较小。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时，应灵活运用多种环境规制政策，以便设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要兼顾地区差异性，促进企业的清洁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与绿色物流发展——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我国物流业的绿色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9年的数据,应用PVAR模型对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和绿色物流之间的双向动态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物流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我国物流业的绿色转向;区域绿色物流的快速发展也为绿色技术的进步和环境规制营造了更优的行业环境,有助于绿色技术的进步与环境规制的制定。为此,文章提出了实现绿色技术涌现、环境规制增强和绿色物流发展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

严格把握环境规制政策导向，推动中国低碳转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剖析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具有明显正向推动作用，绿色技术进步在环境规制推动中国低碳转型进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门槛作用影响，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低碳转型具有推动作用，而对中部地区低碳转型发挥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视角

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企业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文章日益加强的环境监管背景下以出口国内增加值为切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适度设定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因此文章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当适度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保证环境规制政策灵活有效的实施以将环境治理压力转化为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帮助企业实现出口方式的转变和在价值链上的升级。     

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契合性研究

随着全球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企业环境规制逐渐成为政府规制关注的重点。企业是政府环境规制的主要客体,也是环境政策的主要执行者。由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性,使得企业环境责任与自身的经济责任出现冲突,收益内在化、成本外化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政府环境规制为企业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企业实施环境责任,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本文通过构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认为环境保护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责任能够实现有效的契合。     

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行为研究

文章从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规制行为差异出发,指出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运用简易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然后提出了遏制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当中出现不严格监管现象的政策建议。     

FDI、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2000～2009年的数据考查FDI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估算了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工业技术进步边际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溢出效应阻碍了各地区工业技术的进步,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而且环境规制对促进FDI溢出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各地区工业进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分组后,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促进技术进步、FDI溢出存在异质性影响。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经济分权与工业生产效率

本文分析环境规制、经济分权与工业生产效率之间的运行机制，从环境规制的内生性讨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并构建恰当的环境规制指标。对2009—2018年的省级数据进行面板估计发现：环境规制与居民收入水平正相关但呈非线性特征；环境投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纳入生产函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在供需不变的情况下会降低工业生产效率和利润率，长期内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来弥补环境规制成本，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经济分权会提高工业生产效率，间接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在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分权正相关性越强，反之则反是。最后从经济与法律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能增强环境规制的效果。     

自然垄断中政府微观规制的失灵与政策分析

随着技术进步,自然垄断的边界也在不断改变。市场需求的扩大,自然垄断激励规制和一些竞争新理论的提出都为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和引入竞争创造了条件,规制失灵是引发规制改革的最主要原因和最强劲动力。本文以电信产业为案例,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结合对经济发达国家政府电信和电力产业规制政策与规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提出了自然垄断产业发展与规制改革的相关产业组织政策。     

中小企业环境规制机制研究

文章建立了基于集中治污的政府、中小企业及治污企业的环境规制三方博弈模型,找出了集中治污模式下的中小企业最优环境规制及治污策略,并分析了排污系数、污染物单位社会成本等主要因素对最优规制及治污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会随着排污系数和污染物单位社会成本的增加而降低中小企业排污指标,治污企业则会提高其治污价格;排污系数的上升的中小企业的利润会被降低,同时,其他中小企业的利润则会提高.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途径——以跨界水污染为例

公用地的悲剧及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政府规制的空间。环境规制是政府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通过制定相应政策约束市场主体的排污行为来保护环境。但近年来以跨界水污染纠纷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实践表明,地方政府对于环境外部性的规制并不总有效,即环境规制失灵。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带来许多环境问题,但这并不构成怀疑政府环境规制的充分理由,而应研究如何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     

我国大中型企业环境规制与竞争力的实证分析--基于企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价值的视角

波特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其带来的经济绩效可以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最终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文章在对前人研究梳理的基础上，以企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作为指标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并得出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负相关，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负相关，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无明显调节作用的结论。     

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产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面临着更多挑战。基于2003—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规模在时间上、空间上表现出不均衡性。从出口强度看，中西部地区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依赖性相对更高。政策层面，环境规制短期内会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但其长期效应相对有限。企业层面，污染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与本地的技术关联越强、复杂度越高，越不容易受到地方环境规制压力的负面影响。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政府需动态调整环境政策，采用因地、因时制宜的治理模式；企业需有意识地推动生产技术更新与产品质量升级，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     

基于合作博弈的环境规制谈判模型研究

在环境规制中,企业可以与规制部门进行合作基础上的隐性或显性谈判,使政府的环境管理和企业的生产、对污染的治理符合双方利益,各方从合作中都获得收益.通过对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谈判力和担心谈判破裂程度这两个因子在谈判中的重要性,会同时影响环境规制中政府和企业的效用,进而促使博弈双方积极承担环境规制的责任,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环境规制的目标.     

对"手机热"的"冷思考"

文章分析手机上网的负外部性和危害,并结合其产生的原因,提出控制对策.作者认为,在手机上网普及化、自由化、隐秘化的环境下,依靠互联网监管政策的完善,提高手机互联网监控技术和依靠政府的强制性手段,对手机上网的用户及相关企业、媒介进行规制,是当前控制手机上网负外部性的优先选择.     

对“手机热”的“冷思考”——浅谈手机上网负外部性、探源及规制

文章分析手机上网的负外部性和危害,并结合其产生的原因,提出控制对策。作者认为,在手机上网普及化、自由化、隐秘化的环境下,依靠互联网监管政策的完善,提高手机互联网监控技术和依靠政府的强制性手段,对手机上网的用户及相关企业、媒介进行规制,是当前控制手机上网负外部性的优先选择。     

企业环境评价与监管研究——基于会计控制的视角

针对政府例外性环境规制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文章借鉴会计控制的切实性与基础性的优势,设计以生态权益、环境成本与资源损失为评价对象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建立相应的日常性监管体系。该体系主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将政府对企业的环境控制行为从基于环境事故的例外性规制转变为日常性的例行性环境控制;二是通过对环境评价的设计与监管措施的设置,促使企业建立自我环境规制的机制。     

环境规制、流动性风险与债务融资成本

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经营和银行对企业的风险评价,进而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以我国A股2012~2017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且这种影响效应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流动性风险路径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相关文献,对企业加强债务融资管理与政府实施环保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房地产业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及解决路径——以武汉地区房地产业为例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其中也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从分析政府对房地产业出台的相应政策入手，找出房地产业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的政策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