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是否影响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效率——基于262个地级市的SBM-DEA分析

利用2003—2010年间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效率,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最高,中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次之,西部地区的城市效率最低。在考虑了非合意产出之后,中国的城市效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降低,其中东部和中部下降较为明显,而西部则有小幅度上升。以此为基础,通过动态面板的Tobit模型分析集聚因素对城市效率的影响,总的说来,集聚对城市的效率是有着正的影响,但是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和大城市,且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今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主要是大城市发展和东部城市化过程,需要通过进一步发挥大城市与东部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城市体系的协调与中西部城市的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北大核心

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与产业自身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采用空间模型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对周边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倒“U”型,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此外,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与整体结果一致,而多样化集聚起直接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两种集聚的影响均呈倒“U”型,但各省专业化集聚水平已接近甚至突破了拐点;西部地区仅有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显著并呈“U”型,区域内各省仍在曲线左侧,尚未发挥出推动作用。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区域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基于2003～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区域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单中心空间结构与城市碳排放强度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单中心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单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会因地区和城市特征不同表现出异质性,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碳排放强度的U型关系更明显。鉴于此,应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强化中心城市集聚溢出效应;各省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积极引导人口有序流动,推进产业合理布局。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

研究目标：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对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并未产生预期中的碳减排效应,但显著提升了周边城市碳排放水平;金融业专业化集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以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本市或相邻城市均具有明显碳减排效应,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却显著提升了相邻城市碳排放水平;大城市、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从而导致其碳减排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创新：区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价值：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破解“稳增长、促减排”两难困境,有效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中国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经济集聚与均等化的影响

高速铁路对城市经济集聚与均等化影响重大。本文分析了高速铁路引起可达性变化,再引起集聚租金变化,进而引起城市经济与空间集聚的变化的作用机理。通过构建DID估计模型,分别以第三产业区位熵等4个指标作为集聚经济指数,计量分析高速铁路对城市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集聚经济的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高速铁路促进经济更向西部地区集聚,有益于我国经济趋向于均等化。     

中国对外贸易空间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统计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部分省区市对外贸易的空间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各省区市的整体来看,对外贸易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东部省份具有强强集聚的马太效应,中西部省份具有弱弱集聚的马太效应,东部以及中西部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从三大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空间效应比较明显,中部地区的空间效应不明显,人均GDP水平、高校在校学生人数是影响各区域对外贸易发展的共同因素。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进城市化了吗？

本文在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综合框架下研究中国284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且专业化集聚作用效果更明显;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则通过市场外部性作用于城市化。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西部地区影响大于东、中部,而多样化集聚和空间集聚规模的作用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亦对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国大都市区集聚与扩散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

随着"疏散化"趋势的到来,我国大都市地区所呈现的集聚与扩散趋势逐渐明显。以我国128个大都市区为例,对其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集散特征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莫兰指数表明,2000年至2017年我国大都市区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但是集聚程度呈现下降的趋势。从东中西和东北地区角度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具有显著的扩散趋势,但是原因不同;中部大都市区的集聚程度具有下降的趋势;而西部大都市区具有显著集聚上升的趋势。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率、人口规模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均对大都市区的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关系,且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最大,大都市区之间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都市区辐射带动作用较强。最后,从顺应大都市区发展趋势、因地制宜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合理分布人口规模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三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非线性、共轭驱动和空间外溢效应的研究

本文系统考察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共轭驱动效应及空间外溢效应。结果表明：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符合威廉姆森假说。就全国而言,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背离共轭状态;分区域样本中,中部地区人才和产业集聚处于协同发展的共轭驱动状态,东、西部地区尚未对区域经济增长形成协同发展的正向互动关系。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影响,产业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对邻近地区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人才集聚则表现出非线性溢出效应。     

努力提升西部地区经济的集聚效应

对于西部开发,尽管人们已付出了较大的努力,但为什么成效不那么显著,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不能较快地缩短呢?原因之一是:西部经济没有形成“集聚效应”。因此,通过在西部地区形成城市化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是促进西部开发成效,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     

高新区建设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考察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而判断高新区是否异化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异化为工业园区。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局效应而言，高新区的设立推动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即高新区没有异化为工业园区。高新区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设立高新区的政策对东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该政策仅推动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质量，但是对于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而言，该政策并没有推动区域内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即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高新区异化为了工业园区。与中小型城市相比，高新区对中国大型城市的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作用较为显著。虽然总体而言高新区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水平，但是该政策仅促进了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基于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本文认为高新区通过集聚人力资本以及集聚生产性服务业等渠道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数量。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基础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对基于基础吸收能力调节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以专利授权数量表示的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加入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各个指标的调节变量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能力均产生了正面效应,但是与R&D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数量相比,这一促进效应依然较小;基础吸收能力调节变量的加入正向调节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来说,基础吸收能力对西部地区OFDI逆向溢出与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为重要。     

人口结构、房价与居民消费——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理论分析以及我国经验事实均显示人口结构变动通过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起作用。基于2002-2018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对人口结构变动、房价和居民消费三者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确实是人口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中间变量。从整体上看,老年抚养比与房价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房价则呈正相关关系,且房价上涨给居民消费带来的“财富效应”表现显著。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三者间相关关系与全国整体相同,而中部地区的少儿抚养比与房价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西部地区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则更为明显。     

金融集聚、政府支持与科技创新

基于2006~2016年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SDM基础上构建空间调节模型并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研究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政府支持的空间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促进本地的科技创新,还能促进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最后为东部;当地政府支持能正向调节本地金融集聚对本地科技创新的影响,但对周边地区的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本地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实现的,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为正向调节,西部为负向调节,中部则无显著的调节作用;金融集聚的科技创新效应和政府支持的空间调节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金融集聚对本地科技创新的影响呈现“南北差异”特征,其中影响最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我国关中天水地区、山东半岛和中原城市群。另外,考虑周边地区政府支持模型产生的直接调节效应强于仅考虑本地政府支持的模型,表明城市间的联动政策产生了“1+1>2”的效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周边邻近地区的相关政策。     

基于城市首位度的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策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以首位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凭借其辐射作用以及集聚效应,加快了区域经济增长步伐。本文以东部地区城市发展的特征和城市结构布局为出发点,运用东部地区1987-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东部地区各区域城市首位度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首位度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最后,结合东部地区实际提出如下建议:改善首位城市规模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转型传统城市首位度、完善城市体系;改革首位城市体制机制,强化创新能力;促进区域首位城市协作、打造跨区域互补型产业基地;建立各层次城市间的协调发展机制,推动城市圈做大做强。     

民间投资运行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区域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1995—2012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民间投资的发展状况、动态变化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从总体情况看,东部民间投资总量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但中、西部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东部;东、中、西部民间投资的动能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势能均有所波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是正效应,西部地区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弹性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     

FDI对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减贫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减贫效应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FDI与减贫呈现正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FDI与减贫呈现负相关关系。（2）这种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区域表现形式也不同，东部门槛值高于中部，西部不存在门槛效应；西部FDI对减贫的作用高于东部和中部。     

中国地级城市规模分布与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区域,利用中国地级城市数据,检验两个区域的城市规模分布和集聚效应的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分布符合齐普夫定律,城市规模分布相对过于均匀,存在进一步集聚的空间和必要性。中国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东部地区的提升空间不大,未来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利用空间较大,可通过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扩大城市规模,获取城市集聚效应,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     

中国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研究目标:从空间维度考察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9～2018年30个省份和四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估计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即特定地区农民消费如何关联于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金融集聚。研究发现:在全国省级层面上,农民消费不仅受本省农村金融集聚的显著影响,同时还受到邻近省份空间溢出的显著影响。分区域检验显示,一方面,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农民消费受到域内金融集聚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这一区域差异与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一致性,但农民收入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农民消费受邻近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则不显著。研究表明,一是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农民收入过低会弱化金融发展对消费促进效应,增加农民收入是提升消费的根本;三是加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金融合作有利于实现共赢。研究创新:将空间效应引入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研究,探究了该影响的空间特征及关联性。研究价值:对农村金融集聚的消费促进效应做出了更全面的评价,为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消费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