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经济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六省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各省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种差异不仅为人们在观察中所感受，而且在实际数据的计量分析中也得到了证实。本文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岭回归估计方法，分别在湖北省、安徽省以及中部（六省）三个地区建立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比较分析各影响因素在三个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中部地区经济差异的建议。     

中部六省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中部六省1990-2006年的人均GDP与人均工业三废排放量之间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显示,中部六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了环境质量,并且,目前仍处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的左侧。因此,中部六省在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同时,应采取切合实际的对策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改善经济增长模式,减少污染与消耗;加快工业化进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与控制环境污染协调发展;降低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评价省份之间的综合实力的比例,加大政府对环境的重视程度;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和监督作用。     

中部地区经济“塌陷”的空间特征分析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步伐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发展似乎“无人问津”出现了“中部塌陷”现象。针对中部六省的经济现状和各自地理位置,分析其空间特征,中部六省自己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因素导致中部经济“塌陷”的现象和特征。     

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主要是高科技人才)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制度创新能够极大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技术产出效率。本文运用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变截距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中部六省技术创新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科研机构、企业对中部地区科技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大学对区域技术进步不但没有贡献,反而反作用十分明显。中部崛起战略有赖于中部六省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投入,吸引高科技人才,大力开展制度创新。     

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研究

文章根据1990—2010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考察银行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且为了克服内生性,创新性地引入贷存比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显示:中部六省的银行业规模变量对于经济增长并无显著效果,而银行业结构的优化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因为"门槛效应",所以中部六省更应该继续优化银行业结构,加大对中小型银行的扶持,促进银行业可持续发展。     

基于复合系统的中部六省经济结构协调性研究

通过运用熵值法及构建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中部六省和全国经济结构协调水平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部六省经济结构协调性的动态演变过程。研究发现:中部六省的经济结构协调水平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差距从2010年开始被进一步拉大;中部六省经济结构协调水平从2010年开始发生"二四分化",湖北、河南、安徽及湖南四省的领先优势逐渐明显;中部六省经济结构平均协调等级低于全国平均等级,湖北、湖南、河南勉强协调,安徽、山西、江西则濒临失调。最后,本文从优化经济结构入手,在构建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建立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废气治理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除西藏和青海的29个省市区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DEA方法对工业废气治理技术效率及其分解进行测算,然后利用Tobit面板数据模型对工业废气治理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废气治理技术效率及其增长率均是西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东部,东部工业废气治理技术效率主要受工业废气治理规模效率的影响。人均GDP等因素对工业废气治理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部六省产学研合作效率相对有效性的DEA分析

技术创新是保持区域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产学研合作是当前加强技术创新的一种有效途径。文章利用DEA模型对中部六省产学研合作效率相对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目前中部六省的DEA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旨在提高中部各省产学研的合作效率、加快区域技术创新的步伐,并为区域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产业转移背景下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研究

从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出发,采用改进的四阶段DEA方法对中部六省2007-2012年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进一步分析中部产业转移对效率的影响,定量分析各省产业转移状况,研究表明:第一阶段中部各省的绿色创新效率普遍较低;科技创新环境、环保规制强度、产业结构以及产业转移状况对绿色创新均有显著影响,对投入变量松弛量进行调整后的第四阶段中部各省绿色创新效率有较大幅度提高。最后,文章从选择承接转移产业、改善以及创新环境方面为中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提出了参考建议。     

基于门限回归模型的中部六省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Cobb-Douglas函数为理论基础,利用中部六省2000-2012年数据,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了中部六省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均GDP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存在两个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6561.01元和7709.43元。三个门限区间范围内,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对服务业的弹性系数变化表明中部六省服务业发展由人力投入驱动为主逐渐转向资本投入驱动为主转变。该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未来应更加重视资本在服务业发展中的应用。     

中国城市经济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5~2014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280个市辖区范围的城市经济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经济效率得分不高,变化幅度不大;城市规模效益梯度比较明显;城市经济效率与城市行政级别格局一致;区域差异较小并且呈现缩小趋势,省内差异贡献明显大于省间差异贡献;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格局比较稳定,形成了辽中南、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等"群"状分布高值区域,以群内核心城市为中心,与群内较高、中等城市经济效率城市共同组成"核心—边缘"空间格局,而低水平城市则成片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所选6个因素对城市经济效率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城市规模、投资强度、区域联系的影响程度居前3位;地理区位差异是客观因素,要素禀赋是初始因素,而投资强度、区域创新投入等是直接因素。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中部六省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中部地区已经初步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但同时各地区间产业结构相似性大,产业合理化水平还不高。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部六省产业结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中部六省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的趋同性,同时也受资源禀赋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特点;经济发达地区其中间投入率也相对较高,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各地区中间投入率高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第一产业中间投入率较低而且变化小,而第三产业各行业中,中间投入率差异较大,省际差别明显。     

我国中部六省府际科技合作的现状及途径

在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支撑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力量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中部六省府际科技合作,建设中部六省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以保持区域科技和经济的竞争实力,是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和区域竞争的必然选择。本文详细分析了中部六省府际科技合作的条件及存在问题,并结合中部六省府际科技合作的实践,提出了科技合作的途径。     

交通基础设施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中部六省1996－2008年交通基础设施的相关面板数据,分析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投入的贡献最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低于劳动力,并且也低于非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因此,中部地区应该加快建立以中部地区省份为中心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河南省与其他中部五省可持续发展现状比较

2005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河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湖南六省的政协经济委员联名提交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提案,充分显示了中部六省谋求长远协调发展的迫切愿望和决心.     

中部六省矿产资源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

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中国中部六省矿产资源为研究对象,设计出由资源禀赋、产业状况、市场状况、经济社会效益、环境成本和制度条件6个一级指标下的12项投入产出指标构成的矿产资源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对2004-2013年中部六省各个省份的矿产资源竞争力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中部六省矿产资源竞争力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呈波动变化至持续上升,再不断下降的趋势中部六省。同时,矿产资源竞争力水平近10年来由大到小排名为: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南省和山西省。最后,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中部六省矿产"资源诅咒"假说不成立,矿产资源与地区经济发展呈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矿产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部与东部沿海区域合作基础及竞争力评价研究

在区域合作"菱形图"基础上,构建了"环境-能力-潜力"三维一体的中部与东部沿海区域合作基础及竞争力评价模型。通过模型实证分析和研究中部与东部沿海合作基础、合作潜力、一体化势差及问题。实证研究认为,中部六省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合作中,沿海地区的主要优势在于较高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以及长期以来优先开发和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较高的对外开放与经济自由化程度。中部地区的相对优势则在于发展速度和效率以及较好的科教基础、要素资源储量和较大的内需市场容量。在合作基础及竞争力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增强中部和东部沿海区域合作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FDI与二元经济转型:基于中部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对FDI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途径包括:通过提高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来促进二元经济转型;通过提高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产值来影响二元经济的转型。通过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FDI与二元经济转型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农业部门的FDI对二元经济没有明显的影响,而非农业部门的FDI对二元经济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可以弱化中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特征。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研究──基于熵值法的中部六省数据分析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是目前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举措。本文使用我国中部地区六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运用生态学理论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对六省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发现河南省金融生态成长环境、生态土壤环境以及生态空气环境在中部六省处于较好位置;湖南省、湖北省金融生态空气环境均相对较差;江西省在金融生态空气环境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安徽省以及山西省在金融生态成长环境、金融生态土壤环境以及金融生态空气环境上均位于靠后的位次,发展水平及层次不高。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为中部六省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中部崛起提供建议。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测度——以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为例

随着新型城镇化逐渐代替传统城镇化,如何定量测评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度以及建立一个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已经成为当前热点问题。本文以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为例,选取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等多个视角来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研究表明: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仅空间上波动较大,而且区域间差异也较大。为此,在中部六省的后续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和保护生态环境;城市布局需要有长远和科学的规划;以全面、多元的价值观来管理城市,提高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